【影音】〈台灣文化的省思 – 第5講〉「台灣文化協會」觀點的歧出

文/陳慶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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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陳慶坤。

我在這裡所講的這些議題，雖然是我在教書時期的思考、反省，但我從來不會在課堂上講這些東西，因為有些學校會三令五申告誡老師，在課堂上不要講「敏感的政治議題」。居於要保住「飯碗」，所以也就盡量避免而不敢講。

就如蔡秋鳳唱的一首《金包銀》歌詞：

別人呀若開嘴是金言玉語   阮若是加講話  唸咪就出代誌

真正是無奈！

 今天我們要談的主題是：「台灣文化協會」觀點的歧出。

「岐出」表示一個問題從一個源頭分支出多條不同的路徑，出現了互相矛盾、不一致的觀點。

台灣人自覺性的文化論述最早起自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化協會」，無可否認。台灣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明的洗禮，民主、自由和人權思想、民族自決等思潮，激起台灣知識分子的共鳴，1921年林獻堂、蔣渭水等人發起成立「文化協會」，是台灣人有文化自覺意識的開啟。被認為具有台灣文化主體意識的團體，也是目前被台灣人奉為台灣精神的文化座標。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是一個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為主，所組成的「民族主義」文化啟蒙團體，成員以醫師、地主士紳、公學校畢業生，甚至後來有留學中國的學生、農民、工人、商人、律師等。文化協會旨在追求台灣集體意識與思想的政治團體，推動近代知識文化普及，這在日本殖民教育下尋求台灣人自我主體意識的建構，可以說是一場文化啟蒙運動。

文化協會將台灣放在世界殖民歷史來看待；將殖民統治與抗日視為世界殖民地反抗運動的一環。但是這些地方菁英、仕紳因為時勢的變遷，加入分子的複雜化，反而企圖引中國「民族主義」主體意識對抗日本，台灣意識逐漸迷失方向。

導致文協成立以來，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統一戰線，隨著留學日本、中國的學生大量增加，這些留學生在海外接受當時世界「社會主義」思想潮流並帶回台灣，對文協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文協在民族主義之外，又添增了社會主義的色彩，為此埋下了「左右分裂」的局勢，也開啟文協瓦解、解散的遠因。

1927年1月3日在台中公會堂舉行的臨時大會，左右兩派人馬正式對決，正式分裂。其文化主體意識已滑入大中國主義的文化自覺。這就是「台灣文化協會」觀點的歧出。

尤其，當時蔣渭水為區別日本人與台灣人的標準，也自認為「炎黃子孫」或「中華民族」；其次，林獻堂曾因為稱中國為「祖國」而遭日本浪人毆打，「漢民族」成為文化啟蒙運動的前輩所認同的中國政治符號。林獻堂他作詩還夢想著「祖國我欲乘風歸」的感嘆！這就是「台灣文化協會」觀點歧出的現象。

儘管這些前輩一廂情願地謳歌「祖國」。然而，終戰之後，他們夢寐以求的「祖國」來臨時，蔣渭水已經過世，林獻堂不僅備受排擠冷落，許多同志朋友在228大屠殺中受難，他在「土地改革」的美麗招牌下幾乎被連根剷除，終於失望地離開台灣流寓日本，最後客死異鄉！

檢視十幾年的「文化協會」，真正留給台灣的不是台灣文化主體意識的建構，更不是台灣文化精神、藝術創作的啟蒙運動。而是日治時期「文化的覺醒」，留給二戰後台灣人對抗中國國民黨的壓榨、屠殺的抗暴運動，取得了精神上的延續與支持。

更諷刺的是，「文化協會」的理想，卻在21世紀的今天，被一位自稱智商157的台大醫生，組織「台灣民眾黨」，但是它的核心理念雖然以「台灣為名，以民眾為本。」卻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文化價值觀的錯亂時空變異，與日治時代彷彿歷史重演？真是令人喟嘆？

因此，真正以台灣文化去建構台灣主體意識、文化藝術創作的主體性，在台灣或許還沒有發生過有理論系統的論述！？

導致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建構台灣文化未竟全功，所謂「謀台灣文化之向上」，並沒有將台灣的主體意識張揚，而後繼無力，失去台灣主體意識的自覺與反省。

台灣政治解嚴之後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反抗極權主義的黨國體制，雖也可以稱為文化精神覺醒，但因為沒有開花結果，「黨外運動」成為進入中華民國體制的迷失。

文化精神是人類歷史的傳承與社會發展的基礎，文化作為一種民族精神力量，是凝聚台灣人成為國家的必備條件。站在台灣主體意識的觀點、價值，它是不容有所歧義的論述。就如我們目前所謂中華民國台灣、台灣中華民國、中華台北等等不一而足的名稱，都是一種「歧出」的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