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習近平的野心催促「安倍外交」的誕生

日本的外交本來是消極的

過去十年在亞洲所產生的最重大變化之一是日本成為了扮演《主導性角色》的國家而在國際上抬頭。甚至於有些時候，日本的動作比美國還要快。其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日本似乎是以如下的作為而滿足，也就是日本對於《美國所主導的外交政策框架》是很忠實的盟友，並以這樣的地位而活動。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日本並沒有能力與意願想要去扮演更大的角色。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太平洋地區的國家，也沒有任何國家希望日本如此做。從歷史上來看，日本在主導貿易等的事務上面，總是消極的。在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上面，日本也只不過是不得不地去做一些少許的反應行動。

日本的改變與安倍的領導

但是這個狀態在安倍政權之下（2006-2007年與2012-2020年）卻完全改觀。安倍擔任歷史上最長久的首相，他在任內當中，日本在國際政治、防衛戰略、貿易政策這三個領域上，其所扮演的國際角色是大幅地變化。

而引起這個變化的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中一個是安倍首相本身，另一個則是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國的存在。這兩者的關係是可以用牛頓的《運動第三法則》來加以說明的。所謂運動第三法則是指：自然界的作用一定存在著反作用，這個反作用與作用是同樣的大小，但方向則是相反。

的確，安倍首相具有《要把日本導入至新的角色之視野》，他也具有政治資源。但是，中國的習近平的領導部門卻是催促日本《變身》的一個主要原因。好幾年來，中國的船舶不斷地侵入日本統治之下的領域，在南海，中國也重複同樣的紛爭。因此，這就使日本的不安感越來越強。

在這種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進行上，安倍前首相的功勞是很大的。在安倍首相之下，日本鞏固了《在戰略上對付中國的方針》。而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日本有很長的歷史是與中國互相競爭的，而安倍首相則帶來了《保守主義》與《重視同盟國》的想法。我們可以說安倍的登場、出現是習近平所弄出來的。安倍所以在2012年重回首相的位置，是因為執政的自民黨需要能夠對抗中國的人物。他在長達8年的期間，實施了能與中國對峙的戰略。

安倍在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作為

這個戰略可以從政治、軍事、經濟三個方面來看。在政治方面，由美國在亞洲戰略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兩根柱子，本來是由安倍所提倡的。第一是《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構想。這個構想是：由美國與同盟國投資印度洋與太平洋地區，而支援這個地區的民主主義。第二個構想是建構Quad地區的主要民主主義國家來進行政治協商的機制，而這個Quad是包含日本、美國、澳洲與印度四個國家的框架組織。

在軍事面上，日本決定把在GDP 占1.25%的防衛費用，於2027年提高為GDP 的2%，這其實是安倍努力的成果。打出《防衛預算增加之政策》的是安倍，而自民黨則是在安倍的名義之下，決定了這個政策。日本的防衛經費橫跨這十年，其實是在減少的，但安倍則將之加以反轉。

在經濟方面，日本在安倍之下，開始認真地對貿易進行主導，他將美國所脫離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TPP），重新以之為CPTPP 、TPP11而將之加以確立。因為自由貿易協定（FTA），還有包含與美國的數位協議，日本的的貿易含括比率從以前的17%提高至超過80%。

影響日本的其他因素

當然，日本的變化，也有在習近平與安倍之關係以外的因素。美國的歐巴馬政權與川普政權並沒有在同盟國之間產生信賴。而北韓的核武器實驗與飛彈試射也更加深了日本政府的憂慮。

而且變化的不只是日本。我們台灣也把義務役兵役的期限從4個月延長為一年，而澳洲也積極地支持Quad。

中國造業自己受

換句話說，中國長年以來對於亞洲各國持續地插手、介入的結果，它所面對的是《和它所期望的正相反的結果》。那麼，為什麼會產生這個現象呢？

其實如果詳細觀察，中國的對外政策依然是被其國內政治所規定的。中國國內政治的特徵是壓力的強度會反擊，而其產生的摩擦就是壓力強度的證明。一般來說，對於正抬頭的國家來說，其最大的課題就是：能否自制？比起《如何去行使武力》，《如何不去行使武力》是更重要的。但在中國，認為侵犯他人領土是好的掌權者似乎是占了大勢。但是，中國只要不停止這樣的行為，那麼以日本為首的國家必然會被迫採取行動。我們可以說牛頓的原理是真的在起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