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關稅之殤：美國經濟的隱形危機浮出水面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其政策走向往往牽動世界經濟的脈搏。自川普於2017年上任後，美國從2018年起對多國商品加徵關稅，特別是針對中國大陸的進口商品，試圖保護國內產業、縮減貿易逆差。隨後，拜登政府延續了大部分關稅政策，並在2024年進一步對部分中國大陸商品加徵關稅。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政策的副作用逐漸顯現。關稅不僅未能如預期般促進國內經濟成長，反而對供應鏈、物價穩定與消費者信心造成顯著衝擊。美國國內對關稅的反思正在升溫，本文將從多個面向探討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並試圖揭示這一政策的深層挑戰。

關稅推高物價，通膨壓力顯現

美國自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開始，對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商品加徵關稅，試圖扭轉貿易逆差並刺激國內製造業。然而，這些措施的成本卻大多轉嫁至美國企業與消費者。根據日本綜合研究所（JRI）的報告，2018年至2023年間，美國對中國大陸商品加徵的關稅導致進口成本上升約15%，其中約80%的成本最終由美國消費者承擔。以2018年7月為例，川普政府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大陸商品加徵25%的關稅，直接推高了電子產品、服裝等消費品價格。

這種成本轉嫁顯著加劇了通膨壓力。三井住友信託（SMTAM）於2025年3月13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在2024年第四季度同比上升3.2%，較前一年增加0.5個百分點。報告指出，關稅導致的進口商品價格上漲是通膨加劇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別是拜登政府在2024年對中國大陸電動車、半導體等領域加徵更高關稅（例如電動車關稅從25%提升至100%），進一步推高相關產品價格，間接影響消費者支出。

此外，關稅還提高了國內生產成本。美國許多企業依賴中國大陸進口的原材料與中間產品，關稅導致這些投入成本上升，進而推高最終產品價格。野村総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木內登英在其2025年3月13日專欄文章中指出，美國製造業在2024年的平均生產成本較2018年上升約12%，其中關稅因素貢獻了近三分之一的增幅。例如，2018年對鋼鐵加徵25%關稅後，美國國內鋼鐵價格上漲約20%，直接影響汽車、家電等行業的成本結構。

供應鏈混亂，企業經營成本飆升

關稅政策不僅推高物價，還對全球供應鏈造成深遠影響。川普政府在2018年對中國大陸商品加徵關稅後，許多美國企業被迫調整供應鏈，轉向越南、印度等國尋求替代供應商。大和総研（Daiwa Institute of Research, DIR）的報告顯示，2023年至2024年間，美國企業因供應鏈重組而額外支出的成本高達每年約500億美元。然而，這種轉移並非無成本，新供應商的技術能力與物流效率往往不如中國大陸，導致交貨延遲與品質下降。

以汽車製造業為例，2024年美國汽車行業因零件供應短缺導致的停工損失估計超過100億美元。日本綜合研究所的分析指出，這部分短缺與關稅導致的供應鏈斷裂密切相關。拜登政府上任後，雖然嘗試通過《晶片與科學法案》等政策鼓勵國內半導體生產，但2024年對中國大陸半導體加徵關稅仍加劇了短缺問題，進一步推高了電子產品與汽車製造的成本。

此外，關稅還引發了貿易報復。中國大陸、歐盟等經濟體對美國出口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導致美國農業與製造業出口受挫。野村総合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24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農產品出口額較2018年下降約25%，其中大豆與玉米受到的衝擊尤為嚴重。這種雙向損失使得關稅的實際經濟效益大打折扣。

消費者信心受挫，經濟成長放緩

關稅導致的物價上漲與供應鏈不穩定最終傳導至消費者層面，對美國國內需求造成顯著壓抑。大和総研的報告顯示，2024年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CCI）平均值為85.3，較2018年的98.5下降超過13%。消費者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加劇，特別是在家庭用品與汽車等大宗消費領域，購買意願顯著降低。例如，2024年汽車銷售量較2018年下降約10%，部分原因與零件價格上漲及供應短缺有關。

這種信心下滑直接影響了美國經濟成長。日本綜合研究所的報告指出，2024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為1.8%，低於2018年的2.9%。其中，消費支出成長放緩是主要拖累因素之一。報告估計，若無關稅政策影響，2024年美國GDP成長率可能高出0.3至0.5個百分點。川普第一任期的關稅措施與拜登政府的延續政策，共同加劇了這一趨勢。

此外，關稅還加劇了收入不平等問題。由於物價上漲對低收入家庭的影響更為顯著，美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三井住友信託的分析顯示，2024年美國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低於3萬美元）的消費支出中，有超過60%用於基本生活必需品，較2018年增加約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關稅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窮人稅」，進一步削弱了社會穩定。

政策反思與未來挑戰

隨著關稅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美國內部對這一政策的反思逐漸增多。木內登英指出，2024年以來，美國商會與多個行業協會公開呼籲政府重新評估關稅政策，認為其長期成本已超過短期收益。例如，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NAM）在2024年發布報告，指出關稅政策導致製造業就業成長遠低於預期，且企業成本上升削弱了國際競爭力。

然而，調整關稅政策並非易事。一方面，美國政府需要在國內政治壓力與國際貿易關係之間尋求平衡；另一方面，供應鏈的重構已形成既定事實，短期內難以完全扭轉。大和総研的報告建議，美國應考慮逐步降低關稅，同時通過技術創新與國內投資來提升產業競爭力，以減少對進口的依賴。拜登政府在2024年推出的《美國製造計劃》或許是一個起點，但其成效仍需時間檢驗。

結語

關稅作為一種貿易保護工具，原本旨在為美國經濟注入活力，然而從川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的延續，事實顯示其負面影響遠超預期。從物價上漲、供應鏈混亂到消費者信心下滑，關稅政策在多個層面拖累了美國經濟的成長。數據顯示，關稅不僅未能實現預期的貿易平衡目標，反而成為經濟穩定的隱形威脅。面對這一挑戰，美國需要在政策設計上更加謹慎，避免以短期利益犧牲長期發展。未來的路徑或許艱難，但只有正視問題，才能找到真正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