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那些洪維健教給我的事

──王苡儒、李新元、毛帝勝著《微光餘影：人權影像典藏紀念冊──
從政治犯到文史狂：洪維健的學習筆記》書序

聽到王苡儒、陳堯興、高珮君這些洪維健導演當年工作室的夥伴不僅繼續著他的志業，也以洪維健作為對象展開文史調查和影像紀錄工作，我心中無比地感動。洪導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他從為政治犯父母洪世鼎和朱瑜平反的發願開始，投入白色恐怖主題的研究和影像紀錄，化小愛為大愛，關心和照顧政治犯長輩，無論是在地下還是在人間。他是安徽省巢縣人洪世鼎和福建省廈門市人朱瑜所生的外省第二代，在臺灣血親不多，臺北縣土城鄉清水坑臺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內看著他長大的，以及躺在臺北市大安區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裡的叔叔伯伯阿姨們，都是他的至親。

和我所認識的每一個投入平反運動的政治受難者第二代幾乎一樣，他們對於父母或家族史原本一無所知，都是因為想念父母，終其一生地在追尋和重建父母的形象。洪導在監獄裡長大，號稱臺灣年紀最小的政治犯，母親獄友蕭明華在她眼前被拖出槍斃，帶給身懷洪導的母親極度的驚恐，在尚在娘胎裡的洪導基因裡，烙下巨大的問號，等待他用一生來解答父母那一代人的心事。

一九九五年洪導母親去世，在臺灣已經民主化的時代裡，洪導才能夠毫無顧忌地展開調查。他在二零零三年的紀錄片作品《暗夜哭聲》裡自揭身世。他的父母親因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社會部臺灣工作站書記朱芳春（于非）主持的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社會科學研究部實用心理學班課程，被當成匪諜而受到牽連入獄，朱芳春的地下組織發展到國立臺灣大學和國防醫學院，事發後導致許多兩校學生遭到處決或下獄，而我的三舅蔡惠澤就是當時國防醫學院的學生，為此受到驚嚇而轉學去了淡江文理學院。二零零七年作品《白色悲歌》說的是由《于非案》延伸出去的中共社會部臺灣站相關政治案件，涉案者以外省人為主，這和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成員深入臺灣本地社會的情形不同，因而以往一向比較不受到注意和重視，洪導的研究調查，提供了極大的貢獻。很多人以洪導的身世自以為是地解釋洪導的動機，但我覺得那又怎樣，我喜歡談「偉大的復仇」這一概念，愛恨必然是起心動念的起點，重要的是不能只止於睚眥必報的層次，要能推己及人，昇華轉化為對同一處境的其他人的關懷行動。

我之所以知道洪導，是他二零零四年上映與發行的關於蔣中正遍布全臺灣二十七個行館的紀錄片《風雲行館》。這部紀錄片花了他兩年時間進行拍攝，主題十分有趣，論調則極為辛辣，十足的話題性。在電視播出之後，又有觀眾陸續爆料出蔣中正還有十一個行館。當時許多人批評李登輝、陳水扁購屋置產，傳頌蔣家清廉的神話，洪導偏偏刻意搬出他的訪查結果，告訴我們，蔣中正把國有財產當成私人財產，廣建行館別墅，只供他一家使用，當然不用置產。

真正認識和與洪導交往，應當和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我的老師邱榮舉教授有關。邱老師長期擔任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董事，他在二零零六年創辦臺大客家研究中心，幾年後我應聘擔任該中心的特約副研究員，洪導為了研究白色恐怖，不時見到他來臺大找邱老師請益。二零一一年他接受補償基金會委託執行《臺北市「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歷史遺跡保存影音記錄片》計畫，該計畫的姊妹案是文史工作者李禎祥和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秘書長李坤龍共同主持的《臺北市「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歷史遺跡調查》，該一計畫的目標就是針對六張犁墓區和崇德寺靈骨塔進行歷史遺跡調查，對每一座墓碑和骨罐詳實紀錄，以期發現更多受難者名單。我父親竹南公學校的同學曾文章、張增傳等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案主就躺在六張犁亂葬崗裡，我便跟隨著洪導和李坤龍上山去探訪這些長輩。邱老師父親邱慶麟不幸捲入的《義民中學案》案主姚錦、黃賢忠等人當年也被丟在山上。

洪導對長眠六張犁當中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美術學系黃榮燦教授的故事特別迷戀，他們的生日都是十月十七日，不喜歡過自己生日的洪導，此後決定在他和被他視為隔世知己的黃榮燦的受難日十一月十四日這一天每年帶著菸酒上山來共度，而黃榮燦也成為他二零一二年《從二二八到六張犁：黃榮燦的悲情城市》紀錄片作品以及二零一三年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策劃的《從二二八到鄉土情――二二八前後訪臺大陸木刻家的臺灣印象》的主題。洪導的調查研究非常認真投入，他竟然找到黃榮燦四川重慶市老家去，找到黃榮燦弟弟黃榮偉，校訂了黃榮燦的生平，連黃榮燦生前的女友都被他找到。黃榮燦當年開設的新創造出版社，就在臺北市中正區華山里（樺山町），杭州南路接近忠孝東路的一排早期街屋上。我那愛看書的父親曾群芳，一定常常從臺大法學院走到這裡來看書、買書。

洪導曾經參與二零零九年首播的中華電視公司連續劇《水色嘉南》的編劇工作，他對八田與一主題的關注，並未因《水色嘉南》的殺青而結束，他在資料持續搜尋以及進一步紀錄片的籌畫過程中，發現了我的研究。我的外祖父蔡崔源是臺灣總督府嘉義農林學校第一屆學生，嘉南農田水利會的管理組長，身後被經濟部水利署譽為嘉南大圳的靈魂。在八田與一殉難而日本戰敗日本僑民全遭遣返之後，是他擔起了重修烏山頭水庫和嘉南大圳水利的事業，一般人只知八田與一，忽略了臺灣水利工程師對他精神和事業繼承的歷史。洪導在他二零一三年紀錄片作品《烏山頭拼圖──八田與一的二十一個小故事》拍攝了有關於我外祖父的段落，我要代表我母親的家族向他深深致謝。

二零一三年下旬到二零一四年，臺大客家研究中心由邱榮舉教授執行客家委員會《臺灣轉型正義與客家政治案件》研究案，我是協同主持人，我小妹曾薰慧是研究助理之一。邱老師邀請洪導就當中的訪談做影音紀錄，這一工作在臺大新聞研究所攝影棚進行，在這研究案中，《義民中學案》終於完全破解、水落石出，而我也就父親的受難經過總算有了完整的整理。二零一五年，洪導推出紀錄片作品《二二八鳳林大屠殺˙張七郎的悲情城市》，邀請邱老師和我同去花蓮參加映後座談，我也利用了機會去憑弔父親當年服務和逃亡的起點光復鄉花蓮糖廠。洪導這部作品強烈質疑經常出入張七郎公館的安徽流亡學生方廷槐在張家慘案中的角色，進而追蹤方廷槐的人生，發現他在二二八後受到政府工作安排，而後調派基隆，懷疑涉入臺灣省立基隆中學鍾浩東等案，洪導最後發現方廷槐在二零零一年去世。

洪導非常善於和紀錄片傳主互動，或許是因為傳主都早知道了他的身世，蕭錦文、曾仲影、李石城、李月美、高陳雙適等，都當他如家人一般，洪導也會不時電話問候或邀約餐敘。我也因為洪導的引薦，有機會和這些長輩們認識和餐敘，親炙他們的溫柔敦厚，走進他們的人際關係和屬於他們的時代，也因為洪導，我對臺灣史的研究興趣，從文獻史料，兼而延伸到地景和影像。我常跟著他的團隊出去，有一回他要去鹿窟看李石城，正巧中國流亡作家余杰在臺北，我就開車載著他們上去，結果這段往事被余杰寫成〈鹿到哪裡去了？愛鹿的人到哪裡去了？ －－鹿窟事件紀念碑〉一文，收錄到《正義的追尋：臺灣民主地圖》第四卷裡去了。

每次洪導來找我討論事情，總是騎著摩托車，白色吊嘎襯著他游泳和日曬雨淋鍛鍊出的古銅肌膚，非常精確地計算與掌握與我會議討論的時間，然後便又跨上摩托車，呼嘯而走。他每天都有工作計劃，不浪費時間和我吃飯聊天。但他又常常請我吃飯，不是紀錄片或展覽的慶功宴，就是介紹我認識一些奇人異士或歷史人物。我在他身上學習到的，是認真、視角、效率、謙卑和愛心。

二零一五年，洪導將其所保存的280捲有關臺灣各地所攝之人物訪談、文化地景、歷史主題攝影母帶，以及拍攝過程中同步以掌上型電腦（個人數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記錄的場記內容捐贈給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我想著他是不是想退休了，但之後他還是不時騎著摩托車來找我。他走的那天，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沒有在與我約定的時間出現，結果我接到了高副導的電話，……洪維健導演因心肌梗塞離世，得年六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