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走出「六四」的迷惘與疲頓

田牧（德國）

「六四」的迷惘與困惑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面對蹉跎、傷感的34載……，社會上難免出現一些疑慮與迷惘之聲，比如：年年祭奠「六四」，同樣的話語，年復一年、周而復始都說完了；還比如今年法廣采訪廖天琪老師的「六四」報道，題目是：「追憶六四——痛心，展望未來——灰心」等，確實反應了普遍的困惑、徬徨與憂患。

有兩個時間點擺在我們面前：「六四」事件至今已34年，中共建政至今已74年，而中國的極權沒落體制還在持續，與整個現代文明世界格格不入，中國的憲政民主之路艱難，堪比李白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尤為坎坷與艱辛。艱難的原因：是中國的極權獨裁統治根深蒂固，延續數千年之久，西方民主轉型的模式與經驗，對中國政體的改造不管用，不足以揚湯止沸。

筆者從事民運工作超過了三十年之久，擔任民主中國陣線（民陣）秘書長也超過二十年，目標是推動和促進中國民主化，最終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具體工作就是宣傳與行動，我的發言就是為大家鼓勁加油！

從皇權統治中撿漏

對中國來說，建立憲政制度，放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來說，就是改朝換代。

中國的皇權統治，即極權獨裁統治，從悠久的年代感來看，從極權體制的完備建構來說，與歐美（西方）皇權制度差異很大。德國有「選帝侯（Kurfürst）」制度，指那些擁有選舉「羅馬人皇帝」權利的諸侯。這一制度從13世紀中實行，一直延續到1806年帝國滅亡為止。歐洲的歷史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歐洲的政治制度中，存有局限的選舉基因。

中國君主的治世之道，雖然喊著「民本思想」，比如：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還比如：三國志中的「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這些都是謀士們對君王的獻策獻計。因為是家天下，皇帝說了算，並沒有類似於「選帝侯」制度這樣的約束。比如1886年，路德維希二世被巴伐利亞政府宣布為精神失常而無法處理公務遭廢黜，任命其叔叔柳特波德親王攝政，背後的隱情是傾舉國之力，修建了美輪美奐的「新天鵝堡」，不善治理國政，路德維希二世難辭其咎，三天後他的屍體在森林中被發現。

中國的民運之路，建立憲政民主制度，是否應該從中國的皇權統治模式中去探討與尋找策略？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社會變遷總是由盛而衰，國家衰敗，民不聊生，則人心思變；二是君主更替，新君與舊臣之間的矛盾，即急於瓜分新君與舊臣的勢力和利益範圍，朝中鬥、內政亂，各派政治力量逢亂起兵造反。

從朝代的由盛至衰，引發改朝換代來說，中國歷史上從夏朝起，一共有23個朝代（也有二十四史說），出現了83個王朝。王朝真正一統中原、並歷史長久的只有夏（470年）、商（554年）、周（791年）、漢（405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62年）、明（276年）、清（275年），這9個朝代。按這一規律來看，中共皇朝也不會很快滅亡。

有人說：現代中國高速發展，在航天科技、造船工業、現代科技領域等都名列世界前茅。然而中國的大唐盛世、北宋繁榮，一幅「清明上河圖」足以證明。滿清的康、雍、乾也同樣是盛世，歷史上的中國經濟同樣非常發達。但是極權獨裁制度不能保證永遠的盛世繁榮。中國極權獨裁制度，決定了中國的建設與治理不會長期穩定，因為毫無制度性的保障。

從新舊君主更替來看。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華夏六國的中央集權朝代，但在第一任君主更替上，秦朝就掛了，僅延續了17年。隋朝的「開皇之治」，在政治制度上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制定選拔優秀人才的科舉制度，建立議事制度、監察制度、考績制度，這些都強化了政府機制，深刻影響了後世皇權政治制度。今天中共的極權制度，也基本沿襲了中央集權制度。但是，即便是影響深遠的隋朝，也逃不過新舊君主更替這一關，僅僅延續了37年的隋朝也掛了。

中共的極權獨裁統治，制度性的病缺與漏洞顯而易見，新舊君主更替更是難以逾越的一關。中共每一任執政權力的交接，都是一次難關。毛澤東去世時，曾經出現了一波政治動蕩。胡錦濤交接時，同樣出現了「新四人幫」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的奪權風潮。

不要忽略足下的「過程」

有人說，倘若中共重蹈唐、宋、元、明、清的覆轍，那中國的民運之路哪年哪月才是個頭？我們要切記，建立信心很重要，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過程尤為重要，注重足下，從眼前做起。

中國古代春秋時期，是歷史發展的重要過程。中國屬於農耕文明，這一時期鐵制農具的出現與使用，大規模的開墾荒地，促進了農業的普遍發展；金屬貨幣的流通，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特別是孔子提倡有教無類的辦學思想，促進古代教育事業的普及，隨之學術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間，引起社會思想觀念的改變。春秋時期思想文化轉型，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奠定了基礎，產生了不同學派，如道家的老子著有《道德經》，闡述了中國古代樸素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對後世中國文化影響深遠。《論語》是孔子弟子將孔子的主要言行記錄下來整理的，儒家在學術上逐步占據主導地位。政治上儒家、法家、道家等為君王的治世理論、制度建立提供了思想與謀略，為封建體制變革為郡縣制度轉型奠定了基礎。

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同樣是一個鼎盛的社會變革過程，它是西方新興資產階級要求的歐洲思想文化運動，這場文化運動以復興古羅馬為名，而目的與動向，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是為改變中世紀社會逐漸嚴重的腐敗沒落，加入了社會新思考與新檢討，故此是一種徹底的新型態文化變革，其中雖涵蓋了對古典文獻的重新學習和承接，卻逐步而廣泛開展了中古時代的教育變革，乃至開啟了人體結構、化學、天文技術和科學知識的追求等，破除了神權時代、希臘羅馬的古文化，為近代科學發展，及觀念與知識上的復興發揮了銜接中世紀和近代的作用，在知識、文學、社會和政治各個方面都引發了巨大變革，為現代的人文思想、人權意識、價值觀等奠定了基礎。

改變中國、改朝換代，是否也需要這樣的過程？請記住，我們每一個人正處在這一變革過程中。

眼下我們怎麽辦？

最近在日本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其宣言中有一段話：重申了「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並敦促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同時對東海和南海日益緊張的局勢，以及中國的人權狀況，包括西藏和新疆，表示關切……。

大家想一想，我們當下的民運工作重點是什麽？其實是與民主國家陣營行動不謀而合，我們符合著國際政治節拍，正踩在點上。去年以來，王冠儒領導的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舉行了不少活動：支持西藏獨立運動，為香港反《新國安法》搖旗吶喊，聲援維吾爾的維權運動，捍衛台灣的自由民主獨立權利等。
匯總起來，就是：西藏有事，民運有事！香港有事，民運有事！台灣有事，民運有事！新疆有事，民運有事！內蒙古有事，民運有事！總之，中國民運應忘記小我，團結各民族朋友，齊心協力推倒中共的極權獨裁統治，建立中國的憲政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