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於上世紀70年代有一則天大的謊言,是說:「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是因為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時,中國萬里長城是地球上唯一被看到的人工建築,促使尼克森訪中。」那時候我是鄉下的年輕人,又受到國民黨黨國洗腦教育長大,在孺慕中國五千年輝煌歷史、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時,不但深信不疑而且還印證中國文化的偉大。後來事實證明在月球根本看不到地球任何建築,這個謊言也充分說明中國人善於說謊、搞認知作戰。長城既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又是炎黃子孫的驕傲,充滿文化優越感而產生文化偏見。
中國人創造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反噬又形塑、制約著中國人特殊的民族性格。數千年來文化思考圍繞在「人格道德」探究與預設,歸結忠孝節義、禮義廉恥之修養足以參贊天地之化育;《老子·道德經18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巧妙的預設一道防線,為亂世孝慈、忠臣激勵著知識份子良知。這種德性論的提出建構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嚴密社會倫理關係的宰制,為帝王的專制極權撒下一道嚴密的網絡;中國歷代王朝就是在不斷防止「造反」的君臣猜忌中,控制著人民的思想不能有所逾越。德性論扭曲了人民奉承、阿諛乖張的民族性,並淪為社會人群關係充滿虛偽、謊話、陰狠狡詐的民族性格。
維持這種嚴密社會倫理關係,歷代皇帝大興「文字獄」控制百姓思想。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書坑儒,至漢武帝啟用董仲舒「獨尊儒術」,開啟一言堂儒家思想宰制天下的局面,較大規模的文字獄甚至可以牽連千、萬人受害,清人龔自珍詩:「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知識份子噤若寒蟬的「文化現象」早已不存在批判文化的哲學思考,而扮演這一角色的工具正是儒家學者自己本身。儒家知識份子為帝王伸張至高無上的王權聲威,並獲得帝王寵信升官發財,形成「水幫魚、魚幫水」相輔相成互蒙其利的共犯結構。
置之現代,中國共產黨對報章及電視、人民言論全面掌控,已經不是什麼秘密。習近平登上帝位視察《人民日報》、新華社及中央電視台三大官媒總部,要求要記者對黨要絶對效忠,「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均要緊跟黨的領導。這種言論的監控在中國古已有之,於今為烈。五千年歷史面對現代文明並沒有絲毫改變,文化的「博大精深」卻是歷史文化累積的渣滓。
1919年民國初年發生「五四」運動。一般學界對此運動,都以「改變中國的那一天」加以神聖化?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批判傳統文化,號召以民主和科學之路與探索新文化運動的開始。但從結果論來看,這只是一場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崛起。因為,之後的依然產生成荒謬的國共兩大獨裁政黨,愛國主義的核心成為國共兩黨操弄、愚民、洗腦的意識形態;毛蔣兩人將中華文化的精粹發揮到淋漓盡致?事實上,國共內戰與歷代王朝「逐鹿中原」的戲碼並無二致,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若是說,最後中國人選擇極權的中國共產黨,也是潛藏在中華文化的民族「集體潛意識」,是帝王政治文化的企盼與延伸。
1988年由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的六集電視紀錄片《河殤》,有人認為是繼承1910年代新文化運動的脈絡,對諸多中國文化符號辨析和評判,同時表達了對海洋文明的嚮往。《河殤》或許代表中國知識份子對於中國文化有太多傳統包袱的批判,然從隔年1989「六四天安門」悲慘事件作收,從這裡觀察,就可以破解中國文化核心本質問題,不言自明。民族文化已經失去自我批判的力道。
中國文化綿延五千年雄踞東亞獨霸一方,也因為它不具有文化自我批判的機制,又沒有滅亡它的天敵。導致這種劣質的文化,在西方文明累進提升人權、民主、自由的浪潮時,奴隸社會的中國卻「異變」為共產極權主義的形式存在,真是古今呼應。
因此,中國問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天朝觀的中國文化中心主義是亙古以來「民族自我中心偏見」的結構問題,驅使現代共產中國在世界到處侵略稱霸。若不去了解中國文化所形成未開化野蠻民族性的根源,世界民主自由開放的國家將面臨野蠻民族入侵而解體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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