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戰火自2026年2月28日起席捲中東,伊朗及其所領導的「抵抗軸心」成員,包括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等,紛紛捲入這場與美國及以色列的區域衝突。然而,一個引人側目的現象是,坐擁超過10萬名戰士、理論上應是德黑蘭最強大後盾的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卻大多選擇按兵不動。據新線策略與政策研究所的高級非駐地研究員伊莉莎白·楚爾科夫(Elizabeth Tsurkov)於3月9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的文章指出,這群曾被伊朗一手扶植的盟友,如今已變成只願共享繁華、卻不願共赴戰火的「晴天朋友」。
聖戰者的蛻變:從意識形態到利潤至上
楚爾科夫分析,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性質,在過去20年間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早期,大約從2006年開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聖城旅」為對抗美國占領,在伊拉克境內培植武裝力量。當時的成員組成較為複雜,其中不乏懷抱宗教狂熱、對抗外敵的意識形態戰士,甚至不乏冷血罪犯或尋求刺激者。然而,隨著敘利亞內戰爆發,特別是2014年伊斯蘭國(ISIS)席捲伊拉克近三分之一領土後,民兵組織的規模急遽膨脹。為了保家衛國,數以萬計的伊拉克什葉派民眾湧入,但也同時吸引了大量為薪資、甚至為掠奪財物而加入的人潮。
楚爾科夫透過對前民兵成員、政治人物及記者的訪談,拼湊出這幅轉變的圖像。她指出,從敘利亞戰場的毒品走私利潤,到在伊拉克北部掠奪如拜吉煉油廠等國家基礎設施並轉賣設備,民兵組織已發展成一個利潤豐厚的「企業」。尤其是當2017年對抗ISIS的主要戰事結束後,這些民兵雖名義上整編為隸屬伊拉克總理的「人民動員組織」,領取國家薪餉,但實際上,其中約10萬名親伊朗的戰士,其忠誠對象仍是伊朗及其自身指揮官。
此時,大批新進成員加入的動機已非宗教或民族熱情,而是衝著穩定的薪資而來。楚爾科夫觀察到,即便是許多領導人,其初衷也非單純的意識形態,更多是對權力、影響力的渴望,而隨著財富累積,從貧困中崛起的指揮官們已逐漸習慣並貪戀奢華生活,彼此爭奪數十億美元的利益,在伊拉克、伊朗乃至海灣地區坐擁宮殿與銀行存款。
互利共生:伊朗與民兵的「經濟共同體」
楚爾科夫認為,理解這批民兵為何選擇旁觀,關鍵在於認清它們與伊朗當前關係的本質:一種基於物質利益的共生結構。對伊朗而言,過去幾年並不需要伊拉克民兵在境內對美軍發動大規模戰爭(美軍已限縮在伊拉克庫德斯坦單一基地,並將於2026年9月撤出)。德黑蘭更需要這些民兵做為其經濟命脈的延伸。在嚴厲的國際制裁下,伊拉克民兵透過複雜的經濟辦公室和公司網絡,協助伊朗走私美元以維穩匯率、輸出石油與毒品(特別是甲基安非他命)至其他阿拉伯國家,為伊朗政權創造迫切需要的收入。民兵組織從伊拉克國庫竊取的數十億美元資金,有很大一部分最終流向伊朗。
與此同時,民兵也透過這個共生關係穩固自身權力。他們利用武力與政治暴力打壓異己(如2019年鎮壓抗議群眾、2021年以無人機逼退排除其派系的執政聯盟),並透過操控司法與大規模買票,實質上掌握了伊拉克國家機器。楚爾科夫的觀察顯示,民兵的掠奪行為與伊朗的利益完美契合,雙方形成一個以伊拉克人民血汗為代價的「經濟共同體」。因此,當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發動攻擊時,德黑蘭的盤算很清楚:讓肩負「戰鬥」任務的黎巴嫩真主黨介入,而對伊拉克民兵,反而有消息顯示伊朗鼓勵它們保持克制,因為一旦這些民兵貿然行動引發毀滅性報復,將直接切斷這條賴以維生的經濟臍帶。
晴天朋友現形:生存高於聖戰
當前戰局下,伊拉克民兵指揮官與基層戰士的優先考量,與伊朗的戰略需求首次出現分歧。楚爾科夫根據對民兵圈子有深入了解的消息來源指出,許多過去曾揚言對美抗戰的領導人,如今態度丕變。例如,在一次聚會中,某主要民兵組織的領導人便公開表示不想與美國開戰,強調穩定伊拉克才符合自身利益。這種轉變的關鍵在於財富與生存。楚爾科夫提到,一位昔日窮困潦倒、如今已是伊拉克最具影響力經濟行為者的民兵領袖,極度害怕被美國或英國鎖定擊殺。其核心關切已從「抵抗」轉為「保命」與「守財」。
當然,楚爾科夫也指出,仍有少數由「聖城旅」直接指揮的「核心細胞」存在,其人數估計僅有數千,且武器裝備有限,主要進行象徵性的攻擊,顯示對伊朗的支持,同時避免引火燒身。但這與其龐大的人數規模和潛在軍事能力形成巨大反差。絕大多數民兵成員,無論是覬覦高薪的基層,或是享盡榮華富貴的領導層,都沒有意願為伊朗打一場可能讓自己人財兩失的「聖戰」。他們更像是依附在伊朗羽翼下謀求利益的「晴天朋友」,天晴時共享陽光,風雨來時則各自尋找避難所。
冷眼旁觀的代價與可趁之機
楚爾科夫警告,伊拉克民兵的冷眼旁觀,不僅讓伊朗在此次危機中失去重要戰力,更暴露了其致命的內在弱點:追求私利甚於意識形態。這意味著它們是可以被嚇阻、被影響,甚至被瓦解的。楚爾科夫以自己的經歷作為佐證:她之所以在被「真主黨旅」囚禁903天後獲釋,正是因為與川普關係密切的美國友人向伊拉克總理傳達明確訊息:「川普很生氣,如果伊莉莎白一周內未獲釋,美國就會殺了你們」,赤裸裸的生死威脅立即見效。
這顯示,有效的武力威脅與可信的嚇阻,能迫使民兵改變行為。此外,楚爾科夫提出,對民兵領導人、其商業網絡和金融機構實施精準且持續的制裁,能有效壓縮其獲利空間。民兵對伊拉克國家資源(特別是佔政府收入92%的石油收益)的嚴重依賴,也是一大軟肋。美國可透過對伊拉克石油等領域施加壓力,迫使其政治領袖關閉民兵竊取國家資源的管道。那些只為薪資而戰的大量成員,甚至可能輕易地被外國情報機構「收買」。
結語
綜上所述,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在此次伊朗危機中的旁觀姿態,並非偶然的怯戰,而是其組織本質深刻演變後的必然結果。從昔日的宗教戰士,到今日的「經濟掠奪者」與「政治既得利益者」,生存與逐利已取代聖戰狂熱,成為驅動其行動的核心邏輯。楚爾科夫的分析顯示,這個伊朗精心打造的網絡,如今更像是德黑蘭的經濟拐杖,而非軍事利劍。如果伊朗政權在戰後倖存,這條伊拉克提供的經濟生命線將對西方構成長期威脅。然而,正是民兵這種「晴天朋友」的自利本性,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分化、削弱甚至最終拆解這個武裝網絡的戰略切入點。當風暴來臨,只願同甘不願共苦的盟友,註定成為最不可靠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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