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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是戰爭砲彈點燃出版的火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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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現今,我們仍然直面這樣的詰問,在戰爭時期新聞傳播與報刊書籍出版能夠享受多大程度的言論自由?它又憑藉什麼樣的手段為自己贏得生存之地?它如何把啟蒙運動和商業利益巧妙地結合起來?若再追問下去,那些符合國家政策需要的戰爭報導不但不受阻撓反而蒙受其利嗎?

對於如此尖銳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借鏡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維納爾.桑巴特(1863-1941)的深刻洞見,並以此為思考戰爭本質的起點。他在《戰爭與資本主義》一書引言〈戰爭的雙重面目〉中,對於戰爭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相互關聯有精確的闡述。他說,「沒有戰爭就根本不可能出現資本主義。戰爭不僅破壞了資本主義的進程,還遏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戰爭還同樣促進了資本主義,這是因為所有形態的資本主義所必備的前提條件只有通過戰爭才能實現。進一步說,戰爭更多的是直接參與了資本主義的建設過程,因為戰爭創建了現代軍隊,而現代軍隊則滿足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條件。現代軍隊又從三個方面(財產的集聚、觀念的塑造,市場的形成)來推動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發展。

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維納爾. 桑巴特(1863-1941)。圖/大風出版社
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維納爾. 桑巴特(1863-1941)。圖/大風出版社

桑巴特這深刻的歷史方法論,很適合用來考察日本經歷兩次大戰(1895年日清「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新聞報刊書籍出版的實際狀況,以解釋其與資本主義相互作用的結果。根據日本出版史顯示,遠在日本國土之外的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儘管戰地上砲聲隆隆,殺伐之聲不絕於耳,與戰爭相關的報導文字卻大受歡迎。譬如,作家田山花袋的《第二軍從征日記》、海軍中校水野廣德的《此一戰》,陸軍中尉櫻井忠溫的《肉彈》(用肉體衝鋒),都是日俄戰爭期間的暢銷書(印量逾1000版次),尤為明顯的是,出版商斥資在報紙頭版做全版廣告,可看出當時多麼倚重這種強勢媒體的宣傳促銷。嚴格來講,日清戰爭前後,出版業和新聞報業一樣,已開始調整出版形態與發行策略了,不以啟蒙主義的立場,不以特定名作家或總編輯為號召,而以有事實根據的報導為主,轉向大量發行傳播的現代化經營模式,上述那些暢銷書之所以紅遍半邊天,正反映出時代面相以及廣大讀者的趣味需求,尤其日俄戰爭以後,在日本打敗俄國的「戰勝氣氛」下,相關的書刊更炙手可熱了。

必須指出,對時代變化甚為敏銳的出版社經營者,早就察覺到了這一點,他們順應掌握住這股潮流並「參與」了這個大舞台的演出。當時,像博文館、實業之日本、春陽堂、金港堂、新潮社、中央公論社等等,在這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業績,還包括幾個發展成現今的大出版社在內。日俄戰爭結束後,進入 明治40年代,各種雜誌刊物順應而生,如三宅雪嶺主編的《日本及日本人》雜誌、吉井勇和石川啄木主編的《昴》、自然主義文學的《白樺》、講談社創建「雜誌王國」的《講談俱樂部》雜誌等等,為這出版風潮增添了嶄新的活力。夏目漱石的處女作《我是貓》先於《ホトトギス》(布穀鳥)雜誌上連載,杉村楚人冠在《東京朝日新聞》撰文評論這部小說「吾為得之天下逸品而喜」,後來卻態度丕變轉為嚴苛,他批評挖苦漱石「有拉拉雜雜寫成長篇小說的才能」,將這部小說批評得體無完膚。儘管如此,夏目漱石的《我是貓》1905年出版以後,同樣得到大眾的喜愛。有些時候,我們在考察作家和暢銷書的關係,有必要將出版社的角色一起納進來。例如,從明治40年至45年,夏目漱石出版《少爺》、《虞美人草》、《從此以後》、《門》一系列名作都是由春陽堂出版,正如前述,當時春陽堂是知名出版社,而有知名出版社的強力加持,必然有助於書籍的銷量。也就是說,出版社有辦法將其原先的默默無聞一舉推向家喻戶曉的頂點。

三宅雪嶺主編的《日本及日本人》雜誌。圖/作者提供
三宅雪嶺主編的《日本及日本人》雜誌。圖/作者提供

事實上,在這時期出版的名作眾多,有島崎藤村的《破戒》(自費出版,印量1500冊,不出十天銷售一空,接連再版)、永井荷風的《美利堅物語》、泉鏡花的《高野聖》、田山花袋的《鄉村教師》、北原白秋的詩集《邪宗門》、石川啄木的《一握之砂》、竹久夢二的《山野》,以及長塚節的長篇鄉土小說《土》等等,皆出自博文館、佐久良書房、易風社、洛陽堂、春陽堂這些知名出版社。就這個角度而言,彼時文藝出版已經展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了。此外,在社會科學著作方面,同樣湧現出朝氣與活力。河上肇的《社會主義評論》、幸德秋水的《基督抹殺論》以及平塚雷鳥倡議「原始女性是太陽」和主張女性解放,由其主編的機關刊物《青鞜》雜誌的誕生,無不標誌著新時代和新氣象。之後,丸善書店的《大英百科全書》、同文館的《大日本百科辭典》、冨山房的《大日本地名辭典》、三省堂的《辭林》、《日本百科大辭典》、吉川弘文館的《言海》、早大出版部《大日本時代》等大部頭辭典,以排山倒海之勢而來。

夏目漱石的處女作《我是貓》初版封面。圖/維基百科
夏目漱石的處女作《我是貓》初版封面。圖/維基百科

然而,這種鋪天蓋地而來的出版浪潮有其正面意義,日本國民透過大量知識的累積使自己的涵養得到深化,並以此擴大自己的歷史視野。在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其實戰爭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還暗藏一個不算負面的反諷,那就是在言論管控尚未收緊到頂點時,統治者沒有將國家打造成全境監獄的情況下,所有崇尚言論自由、熱愛新聞出版自由、致力於為自由而戰的國民稍有機會就會想方設法將自由的思想傳播出去,其形式可以不計較的。他們可以像等待起風的蒲公英的種子,如果條件俱足的話,他們同樣願意變身為盜火的普羅米修斯。誰叫戰爭點燃了出版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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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振瑞
邱振瑞
作家、翻譯家,致力於日本文化思想的傳播,譯有多種日本文學作品,兩部小說《菩薩有難》《來信》、四部詩集;日本文化評論集《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秀威)、《我們一起追尋的日本面影》(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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