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小市民心聲反應中國經濟下滑的癥結

路透社在8月25日發布了一篇名為：《經濟失速的中國，許多的障礙擋在刺激消費政策的前面》的專論。這篇專論點出了中國經濟的問題癥結，值得介紹。

一、居民的擔憂造成儲蓄的增加

住在北京的書籍編輯姚艾琳小姐（30歲，音譯）原本打算計劃做《在中國政府實施「清零」政策的三年期間裡所無法做到的參加街舞課程、旅行等》的活動，但最終她放棄了這些計劃，並且她比在疫情的期間，是將更多的薪水用於儲蓄上面。她表示：「我正在自問自答：如果未來我突然生病時，我的儲蓄是否足夠呢？如果我失業了，我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撐我的生活，直到我找到下一份工作為止呢？」她做這樣的解釋，來說明她改變金錢用途的原因。

二、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出了問題

姚女士所以勒緊錢包，其原因是中國在1980年代的經濟成長模式對於人們的影響。這一個模式，有很多人指出是：過度依賴於房地產、基礎設施和對工礦業的投資，而未能充分提高消費者的所得和消費。

中國目前正在面臨經濟低迷的情況，需要進行經濟「再平衡（rebalance），也就是說燃眉之急是需要解決不平衡的問題。但是，將經濟資源轉向家庭是需要採取更加困難的決策，而這可能會加大當前中國所面臨的痛苦。具體來說，提高家計部門在國民所得中的比例，將意味著要將《其他部門，特別是中國龐大的工礦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比例》加以下降。英國顧問公司Fathom Consulting(華頓顧問) 的中國經濟學家朱安·奧茨（Julian Oates）表示：「如果工礦業和政府部門的比例下降的話，經濟衰退是無法避免的。」他認為中國正在走向「日本化」，而所謂的「日本化」是指自19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一直處於低迷的「失落的數十年」。

三、社會安全網（safety net）的建立

理論上，如果姚女士能夠找到月薪超過8000元（約1097美元）的工作，她是可以增加支出的。但是，中國的就業市場疲軟，年輕人的失業率達到歷史最高的21%以上。

占據城市新增就業80%的民營部門，由於政府對於高科技產業等的監管限制，至今尚未恢復。擬定政策者雖然發表了政府將強化對企業提供信用的方針，但是企業卻因為脆弱的內需而於最後還是受到了限制。

要使像姚女士這樣的國民可以消費的另一種方式是：要於對國民所抱持的不安情緒加以對處。許多經濟學家呼籲國家要強化社會安全網，以解決經濟不平衡的問題。姚女士所在的北京，其失業津貼是持續3個月至24個月，其金額最高為每月2233元，但這還不足以支付她不到12平方公尺的房屋租金。姚女士的父母住在農村，不久即將退休，但每個人的年金只有1500元，她每個月還要支付父親的藥費300元，而這個費用和參加舞蹈課程的費用是相當的。姚女士嘆道：「如果公共醫療保險能更廣泛地含括老年人的醫療費用的話，那麼明明我就可以感到安心，但……。」在經濟不安和其他因素的考慮之下，她對生育是抱持消極的態度。中國面臨人口高齡化的問題，特別是在消費達到高峰的20至40歲的年齡層，人口是正在減少。

政府的各部門響應共產黨領導階層的號召，在過去一個月中，針對汽車、家電等提出消費刺激政策，包括補貼、餐廳營業時間延長、旅遊和娛樂活動的推廣等等，政府是推出了高達數十種的消費刺激措施。但是姚女士對這些措施的反應是很冷淡的。她喜歡地方政府等所發放的消費券，但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這些消費券的金額太少，而企業的反應也不夠積極。

四、政府應該將部分GDP 移轉給家計部門

中國歐洲商會主席詹斯·艾斯克倫德（Jens Eskelund）表示：「幾乎沒有可以採取真正刺激需求的政策。」他指出，與其去對供應端加以支持，倒不如說刺激消費才是更重要的。

經濟學家提出了需求方面的政策建議，包括改善公共服務以使人們可以更廣泛來使用，增加社會保障福利的金額，加強勞工在法律上的談判能力，將國有企業的股份分配給公民等等。但是，問題在於誰來承擔這些政策所會帶來的成本呢？如果提高社會福利，那麼企業的負擔會增加，可能會對就業和經濟成長造成更大的打擊。剩下的就是政府部門，但是地方政府現在卻面臨債務危機。

不過，地方政府雖然現金短缺，但是資產是充足的。2021年，非金融的國有企業的淨資產達到76兆6千億元。卡內基中國的高級研究員麥克·佩提斯（Michael Pettis）試算過，他說：如果中央政府能夠促使地方政府將GDP的1-1.5%轉移給家庭的話，中國就能夠保持目前的成長。不過他也說：未來兩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有關經濟調整之成本的分配上的對立，會成為政治上最大的爭點。

五、固執於毛路線恐官逼民反

其實，許多歐美國家的經濟學家是比中國政府更清楚中國問題之所在。但是中國共產黨會採取這樣的建議嗎？習近平固執於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除非中國政治發生重大變化，否則，中國人民可能會走上中國歷史的老路：官逼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