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藝術在台灣發展的過程深受帝國殖民主義的影響,約略可看到三個時期的轉變:
1. 台灣近代藝術表現形式比較有系統的移入,以日治時代為濫觴,外光派、膠彩畫開啟台灣畫家的創作舞台。
2.國共內戰,1949年中華民國敗逃台灣,去日本化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文人水墨主導50年代以後的藝術創作。
3. 80年代政治解嚴後,西方「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思潮席捲台灣,光怪陸離的創作,企圖與西方藝術接軌。
可以說東西方繪畫藝術表現形式,在台灣融會、激盪、展演,無論學院派或民間社團各立山頭,美其名是展現台灣多元文化「百花齊放」的勢態,但也凸顯台灣藝術創作缺乏「主體性」的思考,延續被殖民的截取與片段,作品風格不外是西方的就是中國的;不是水墨畫就是油畫、水彩,成為在地主流而缺乏藝術創作的主體意識。
所謂「主體性」(subjectivity)是以自我意識為出發點,理解殖民主義客體客觀性的影響與干擾,認同自我身份,建構文化獨立性的本質問題。
「主體性」是西方實踐哲學亙古以來思想的反省與考察,它的論述在90年代後期才在台灣學術界蓬勃發展,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1987政治解嚴之後,台灣意識日益高揚,助長主體論述在民間以及政治場域的風行。然在繪畫藝術創作上,台灣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在多元文化交會、衝擊下,造成文化自我認同的惶惑與迷失而喪失「主體性」,只能東施效顰撿拾東西方文化的牙慧,依然走著迷失「自我」的創作方式。例如70年代的「鄉土文學」風潮,在繪畫藝術中只能以一些古厝、破盆、斷壁殘垣訴說著與時代脫節的虛無;抽象藝術更成為方興未艾、隨即江河日下「無根的呻吟」。

1991年《雄獅美術月刊》242期,倪再沁以〈西方美術‧台灣製造〉一文,探討台灣美術的本土化議題,掀起90年代美術論戰的滔天巨浪風潮。在長達一年有餘的挑戰回應中,使得台灣美術/西洋美術;文人畫/本土化;主體性/客體性引發前所未有的強烈震盪。
然而從結果論來看,這一番論戰之後,並沒有開啟台灣主體意識美術生態的萌芽,在一陣風潮過後依然「船過水無痕」,只留下令人憑弔的記憶!何以致之,因為意識形態之爭、國家認同的彼此拉扯,這些論戰無以建立台灣美術理論後續發展的依憑,致使曇花一現未能修得正果。藝術家膚淺的只想藉助中國或西方諸多藝術創作理念,轉化成為自己的創作內涵,導致「西方美術‧台灣製造」依然故我,東抄西湊的台灣藝術家尚未能擺脫仿冒與加工的抄襲。

在這藝術創作思潮彭湃激揚的後現代(Postmodern),從事逐漸沒落的平面藝術創作,到底如何從眾生相中脫困而出,是我朝思暮想、反覆思考的一個議題。畢竟,當代(modern)是一個自我意識高漲、百花齊放,主體位置不確定的時代。尤其在台灣,不確定性的自我認同、國家認同,精神概念錯亂的籠罩在藝術創作的洪流之中,迫使我們必須重新思索「此在」的生活及文化信念上的價值與意義,以免被淹沒在諸多的議論與潮流之中。

藝術美感形式的轉化作用,使人們得以轉化認知、轉化慾望,將封閉於主體內的主觀感受,成為客體事件表面下更深更廣的實在感受能力。換言之,藉由藝術美感知覺的轉化作用,得以超越主體自我認知與慾望的侷限。若是,藝術已成為追尋諸神蹤跡的寄望所在,那麼,人只是意義的載體;人的意義只是讓「存有」的豐富意涵,透過人來開顯。
因此,台灣有所謂「台灣畫」這一回事嗎?若是有它的理念為何?其表現的技法、形式、風格應該像什麼(如日本浮世繪、印度細密畫等等)?這樣的大哉問,就成為我終生追求的創作理念!只是這樣的創作理念是自我內觀、反省的認知,它不屬於任何流派或學院式的思考,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孤寂的走著創作之路!
註1:所附的作品圖片即是我這一理念下的產物,它不是油畫、水彩、水墨畫,更不是台灣目前廣泛採用的「彩墨畫」概念,我稱它為「台灣畫」。
註2:這一理念下的產物「台灣畫」,將於2023/3/15〜2023/4/2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展出,敬請參觀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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