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他們的文體與政治策略──堺利彥與幸德秋水

說到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史，我們就無法繞開堺利彥（1871〜1933）與幸德秋水（1871〜1911）這兩個獨特的異端者，因為他們有足夠激進的思想，擅長於戰鬥性的檄文，並透過極佳文筆的思想渲染，使之形成一種試圖撬動社會內部的力量，強烈地吸納更多的讀者參與實現自身設定的政治目標。換句話說，他們二人對自己有何本領知之甚深，同時又非常了解自身當下的位置，自然能夠在肅殺氣氛的時代中，開啟一片奇異的天地來。

1889年初春，堺利彥前往東京遊學失敗（他1889年夏至1895年住在大阪），回到故鄉，僅僅帶了一冊尾崎紅葉的小說《兩個比丘尼》。然而，這個遊歷與機遇，對於他日後思考和解決「言文一致」的問題，成為其文體改革的驅動力。他於自傳中坦承，在他尚未接觸社會主義期間，其文體受到硯友社的文言文風格的影響。對當時的文學青年來說，這種主流的影響是絕對性的，幾乎只有追隨而無可抵抗。硯友社是日本近代第一個文學團體，1885年由山田美妙、尾崎紅葉、石橋思案等以鑽研文學為目的於東京所創建。其後成員還有巖谷小波、川上眉山、永井荷風、廣津柳浪、泉鏡花、德田秋聲等，出版同仁雜誌《我樂多文庫》。1888年，山田美妙退出硯友社，但其後成員曾達二百餘名，仍然是文學界的主要力量。他們採取寫實主義寫法，最初大多模仿井原西鶴的寫作風格描繪市井瑣事，具有江戶戲作文學的色彩，後來發展為「觀念小說」和「深刻小說」。硯友社的貢獻很大，它促進文學的大眾化，又為自然主義運動奠定基礎。不過，1903年10月伴隨尾崎紅葉的去世，這個團體亦告解散。

堺利彥嶄露頭角的時刻。當時，堺利彥在同仁刊物《浪華文學會》上發表小說、評論、隨筆等，使用的是硯友社風格的文言體，直到1889年進入《万朝報》為止，他的大多數文章都以這種文體寫作。儘管在此期間，他在兒童刊物《少年世界》（1895年1月創刊）上發表口語體的文章，但那只是例外。他在1900年下半年以後，才真正開始以言文一致體寫作，他的日記裡還保留這些痕跡。事實上，這個時間點頗具代表性，因為此時他出版了《言文一致普通文》一書，這是一本寫作指南，目的在於幫助讀者掌握該文體寫作的竅門。這本書寫道：「在此20世紀第一年（即明治34年），若問日本社會所面臨機遇中最大之改良事業為何？必先回答『言文一致』吧。」在堺利彥的言語觀看來，所謂「言文一致」旨在將口語和書面統一起來，而未必是要將書面語歸向口語。換言之，它是要讓書面語向口語靠攏、口語向書面語趨近，藉由雙方互相靠攏而變得一致。進一步地說，「言文一致」有幾重概念：不只是將說話的語言移植到書寫的語言中，而是要創造出一種新的「整齊完備的語言」，用這種語言寫成「言文一致」的文章，可以原封不動作為演說講稿，同時不需修改作成演講記錄。

從這裡可以看出，堺利彥對這「整齊完備的語言」的追求過程，漸漸展現出超越名師（自創品牌）的決心來。1901年8月，他一反謙恭的態度，發表了〈言文一致事業與小說家〉一文，嚴厲批判了尾崎紅葉的文體。他認為尾崎紅葉及其文學派別在遣詞用字方面，「賣弄怪異的漢字漢語，還具體列舉出29個尾崎紅葉筆下常見的「流弊（病句）」。接著，在這篇文章中，堺利彥對尾崎採用這種文體歸納出幾個原因：一、僅用日語不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借用漢語以補其不足。二、頻繁借用假名難以閱讀。三、耳朵不容易辨別漢字的讀音，還必須讓讀者的視覺感受到，若用假名就無趣味可言。四、如果選用日語和漢語完全相同的字詞，聽覺和視覺就會協調起來，並產生一種特殊的美感。五、如果選用日語和漢語（或者漢字）中發音相似、意思相同的詞語加以並列，會產生謎語般的趣味性。六、一般人只看假名，有學問者可以同時並讀假名和漢字，這樣就可以讓人們根據自己的閱讀能力感受文章的魅力。七、藉由漢字可以促進人們對東京的方言的了解……。總而言之，在這個階段上，他對尾崎紅葉「避而遠之」的態度，同時在宣告自己（的文體）正在更新。

事實上，日本帝國很早就倡議言文一致的必要性與急迫性。1901年，帝國教育會已經明確指出，「言文一致是與西歐列强相競爭時的語言武器」、「歐洲各國在三百年前從拉丁語的支配中脱離出來，實行了言文一致，因此踏上了文明開化、富國强兵」之路。然而，要實現此一理想，並不能一步到位，它必須克服幾個嚴峻的事實：其一是「言」（各地方言，各個階層的用語）不一致。其二是「文」也不一致，有「和文體、漢文歐文直譯體、方言體、漢文體共四種文體。其三是，究竟是讓「言」與「文」一致，還是「文」與「言」一致亦爭論不休。

同樣，幸德秋水作為社會主義者的自覺過程中，他與堺利彥一樣，非常積極參與「言文一致」運動之中。1901年，他對當時報紙所用文體的混亂狀況甚為不滿，因而在《新文》雜誌上發表了〈言文一致與報紙〉一文，表示「我等希望全國的報紙改用言文一致體……。鮮有文體多樣雜亂如今日之時代。漢文、和文、洋文直譯體、雅俗共賞體，悉數存在於同一張報紙，非通曉上述所有文體不能卒讀，令人不堪其煩。」在他看來，如果報紙的版面統一使用「言文一致」體例，即可結束這種混亂的狀況，而且讀者會「成倍」增長，社會效益也會「成倍」增加，並給報紙（報社）本身帶來巨大利益。確切地說，他強烈主張「實行主動、及時、迅速採用言文一致的方針」。由此可見，後來因「大逆事件」被判死刑的幸德秋水與其直接行動論思想的緊密連結。

再舉一例。1903年，幸德秋水《社會主義神髓》一書出版，立即引起了社會評論家的關注。他在該書第二章「貧困的原因」指出，英美兩國的產業甚為進步與興盛，為世界各國所讚美和羨慕，但他們財富分配的情況卻令人為之鼻酸。兩個的貧民依靠救濟金生活的高達百萬人之多。他進而說道，這種情況並不限於英美兩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和奧地利也是如此，因為大部分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這似乎成了世界各國的共同趨勢，日本也概莫能外。在歐洲，以階級鬥爭的術語來表達社會主義，也許是作為對資本主義的一種反動而產生的最重要的抗議運動。更直白地說，他要抨擊的是，少數資本家和大地主階級，將沒有生產資料的平民百姓推向了飢寒交迫的境地裡。

這種充滿正義感為貧窮者伸出援手的言辭有著不可估量的渲染力。一個評論者寫道：「幸德秋水乃能文之士，社會主義之熱心家，於一代人中享有盛名，此書乃其就熟悉之題目、以自由之筆墨揮灑而成，其價值自不待言。」小笠原譽至夫的書評：「幸德秋水近日著《社會主義神髓》一書，文筆雄健，結構規整，而且敘學簡明、闡釋透徹，誠乃爾來之佳作。」（《評論之評論》第59號，1903年7月20日）在此，需要突顯的是，幸德秋水的非戰論和直接行論立場，一直是歷史研究者關注的焦點。1903年11月，幸德秋水和堺利彥為了貫徹非戰（反對日俄開戰）的立場，辭去《万朝報》工作，共同組成了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宗旨的「平民社」，發行《平民新聞》周刊。當時，日本國內反俄的聲浪高漲，日俄兩國戰爭一觸即發。然而，万朝報社傾向於主戰論，他們又無法改變其立場，只能掛冠而去。兩年前，他所著《二十世紀的怪物帝國主義》就是反映其非戰思想的代表作。在這本書中，他從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出發，極力說明軍國主義和戰爭帶來的災難：「好戰之心是動物的天性，軍國主義不利於社會文明的進步，而且嚴重殘害文明甚深。」

在《平民新聞》明治37年（1904年8月21日）上，幸德秋水〈社會黨的戰爭觀〉一文，這樣寫道：「戰爭永遠是為政治家和資本家的利益而戰的；領土和市場總是為政治家和資本家而開拓的。而戰爭給多數國民、工人和窮人帶來的卻是災難。……他們對幾百萬同胞流離失所、飢渴凍餓視若無睹，只管拚命向海外擴張領土市場，立刻造成了各國經濟的動蕩。這群愛國者的所謂「帝國主義」政策，其實質就如此。」必須說，我們現今讀到這篇近110年前的文章，對照著2022年2月由普丁發動的併吞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同樣能感受到強烈的恐懼感和壓迫感。因為帝國主義不管以任何名義發動侵略戰爭，他們都是不公不義的和反人類的罪行。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斷言，我們同意激進的社會改革者以嶄新的文體來改造國民思想的作為，但是，絕不容許假冒神聖之名卻來作惡禍國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