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人命重要？還是政治體制重要？——從甘肅地震與俄國總理訪中談起

中國・甘肅省發生的地震造成了超過140人的死亡。倒塌的房屋超過20萬棟，受災者失去了住家而被迫在嚴寒中過著艱苦的生活，例如許多人搭著帳篷過生活等等。

在此之前，發生類似的災害時，中國總理如溫家寶、李克強等前去視察災區的場景常常會被國內的媒體大幅加以報導。但是，這次李強總理的身影並未現身於當地。與此同時，李強正在北京與俄羅斯總理密舒斯京（Mikhail Vladimirovich Mishustin）會談。實際去訪問災區的是地位比較低的副總理張國清。以前的慣例所以在這次地震沒有出現，其背後無疑是反映出了現代的中國體制是有著最高領導人的存在。

一、除了習主席以外，「別出風頭」

這可能有兩個關鍵點。首先，李強並沒有被給與如下的機會，亦即：代表領導階層去探望受災者，並去接近國民。李強曾擔任經濟大城=上海市的領導，開始時，其政策手腕一度受到關注，而且有人指出他與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關係很密切。但是，人們普遍認為，他不是因為「關係密切，所以能夠勇敢地說出很嚴厲的話」的人，而是因為「關係親近，所以什麼都不敢說」。在中國經濟未能復蘇的情況之下，李強在政權內，可以說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他可以展現其存在感的場景。其次，面對地震所造成的國民困境，李強也未能現身處理，這似乎暗示了：除了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國家主席之外，其他領導人都應該遵守如下的潛規則：「不要亮相」、「不要出風頭」。過去曾經視察災區，受到國民愛戴的前總理李克強去世時，各地都實施了嚴密的戒備措施，以防止追悼的情緒會擴散開來，這兩者其實不是沒有共通現象的。在這種作法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領導階層徹底的方針，那就是堅持並誇耀：「習主席是唯一的一個強人」。

根據某個中國消息來源，據說：與以前的首相相比，李強的行動和發言所受到的待遇是明顯地低降。

二、首要考慮的是「國家的安定」

另一個關鍵點是政治和國民的優先順序。習主席和李強先後與俄羅斯進行會談，而對中國來說，俄羅斯是對抗美國的「盟友」。在烏克蘭被俄羅斯入侵之後，雙方一直就維持著這種關係。透過與俄羅斯首相的會談，中國希望能紮實而穩固地建立自己陣營的企圖是清楚可見的。

進入第三個任期的習近平體制被形容為是「國家的安全和安定優先於一切」，而這意味著：最被重視的並不是經濟或國民生活，而是國家體制的維持，換句話說，就是習近平體制的維持。與台灣不同，在我們台灣，政治與國民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中國，政治和國民是彼此背離的。在發生地震的國家當中舉行中俄會談，這就象徵著現行的體制是：政治優先於國民。

三、組織的僵化和迴避責任的加速

但是，即使是在地震災害的現場，海外記者也會成為被加以警戒的對象。從地方當局的角度來看，如果在他們的管轄區內傳出壞消息的話，他們是會被追究責任的，因此他們常以維護秩序的名義，而在實際上限制新聞的採訪。這無論在那個地區都是一樣的，新聞記者的行動是在政府以導遊之名義下所為的監視和跟蹤等，而被很仔細地對新聞記者加以限制。在中國進行採訪，不僅需要注意到當局的這種敏感性，還需要有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因為如果一直去擔心這、擔心那，那麼什麼事是都做不成的。雖然我們可以理解不同國家的治理體制和優先順序可能會有所不同，但對於地方當局「無論怎麼去說明都不通」的頑固態度，會因為憤怒而感覺到疲憊和徒勞。

這種汲汲於迴避自己責任的當局，在民主國家體制是很難想像的。雖然習近平主席是唯一強人的體制，如果其政策是對的話，是可能透過快速的政策決定而帶來社會的變化和發展的，但是這種一人決策在另一方面，似乎就加劇了地方和下級組織過度的揣摩上意以及由此所導致的組織僵化。

隨著技術的進步，伴隨而來的是便利的生活，但是當社會變得更加內向時，中國本身將會面臨損失，這其實已經很清楚出現。曾經有海外留學經驗的不少中國人已經意識到自己國家的特殊性，但是要使目前的社會結構產生變化的跡象，似乎在中國還沒有出現。

「確保國家利益」和「打開外交」是我們台灣的首要課題，但在處理這樣的中國時，一定會碰到困難。在這次的選舉，如果能夠使親中的政黨落敗時，台灣就應該會出現一條比以前更容易走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