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面臨著眾多的問題,其中有一些與上個世紀30年代的美國為了努力擺脫大恐慌卻碰到許多障礙是很相似的。的確,中國並未經歷像美國一般的股市崩盤,這是不同的地方。但與過去的美國相同的是,中國喪失了對經濟體系和未來的信心。美國是因為股市崩盤而失去信心的,而中國的問題則在於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政策,而這絕非是會帶來一個前途光明的未來。
一、銀行融資減少
顯示這種不樂觀的狀況的一個重要徵兆是《銀行融資的減少》。銀行融資反映了企業和消費者支出以及投資計劃,但是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表示:去年12月對銀行貸款的需求較去年同月減少了16%,比預期的共識(註:指市場對企業業績與經濟指標的預期平均值)低了約20%,這種情況是值得關注的。我們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中國政府將大量資金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以作為刺激經濟的措施。中國人民銀行在過去一年中降低了利率,向市場和金融機構任意提供了大量的流動性,而使廣義貨幣供給成長了約9.7%。
但中國人民和企業所以沒有利用這些基礎建設的支出和金融寬鬆的理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幾乎是沒有得到利益的機會。至少,他們不認為情勢會好轉到《足以抵消負債風險》的程度。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表示,去年3月以來,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了約10%,低於《新冠疫情大流行時期和隨後實施的清零政策所下不必要的封城和隔離時期》的最高水平。企業景氣感從去年的後半是有稍微好轉,但如果追溯到從本世紀初期所開始收集的數據來看,與過去的標準相比,仍然是低迷。
這種信心缺乏,亦即對於借款和支出的警戒心,與美國在大恐慌時期所面臨的問題是非常相似的。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解釋了當時的問題的本質。他指出:只有當消費者和企業對於未來充滿信心的時候,美國政府的經濟刺激措施和聯準會的充分資金供應才能夠推動經濟運轉。如果缺乏信心,經濟刺激將很快消失,經濟雖然可能暫時恢復,但又會再次陷入低成長或衰退。相同的道理也適用於金融刺激措施。無論中國人民銀行提供了多少的流動性,但如果缺乏信心,那麼,企業和消費者都不會加以利用。凱恩斯將此稱之為「流動性陷阱」。
二、問題的大半不在於股價暴跌,而是在於習近平的政策
(一)習近平停止對房地產行業的支援
中國大半問題的主要來源是源於習近平的政策,他做出了四個導致經濟混亂的重大決定。首先,在2019年至20年間,他突然停止了對長期發展的住宅不動產開發的支持。這個決定使《在中國經濟中曾經是重要的領域》產生了崩潰,並使不動產價值下降,而對家庭資產價值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
第二個錯誤是對連續發生的經濟問題,充其量只是採取了微溫應對的態度。從2021年第一個企業破產發生的時候一直到幾個月之前,中國政府違反現實狀況,而在實際上假裝當局無需支持金融市場。由於缺乏援助,不動產部門和家庭資產的問題就擴散到整個金融體系,對經濟造成進一步的打擊,降低了信心。
第三點是「清零政策」,使中國經濟在全球比起其他國家,至少長達一年半以上處於封鎖和隔離的狀態。習近平的目標是消滅新冠病毒,但這是不可能實現的。追求這一目標使習近平抑制了中國經濟,使人們感到已經無法依賴定期的收入,使企業感覺到事業擴大幾乎沒有什麼意義。而更嚴重的是,習近平在此期間還抨擊了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張企業經營者和所有人應該遵從共產黨的計劃而不是追求利潤。最重要的是,這樣的主張讓中國企業主對未來感到不安,這使他們在雇用和擴張業務上猶豫不前。
這與美國在1930年代所經歷的大恐慌,於根本原因上,是有相似之處,但因此而預測中國將發生大恐慌可能過於大膽。不過,預測中國經濟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停滯不前,則不是過於大膽的預測。假如習近平及其團隊沒有意識到需要進行政策轉變的話,特別將會是如此。沒有讓中國人民和企業能夠重建信心的政策轉換的話,情況是會持續惡化的。儘管要使習近平做這種的政策轉變可能是絕望的,但對中國經濟來說,卻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
三、中國要擺脫惡性循環需要打破儒家的中央集權思想
習近平一個人可以搞垮中國的經濟,其實證明了:中國的中央集權在錯誤的政策下所造成的可怕後果,是會遍及所有人民的。但是中央集權的思想是源自於孔子與儒家的德化思想,要在漢土建立一個高道德文化的國家而以之為天下的模範,去教化那些化外之民。這一套思想深深影響中國的知識分子,而使得共產黨在中國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超集權與控制人民的政治體制。中國所需要的是地方分權的思想,一定要打破羅貫中在三國演義所說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牢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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