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中國制裁澳大利亞效果近乎零

中澳關係由親轉疏

澳大利亞自1972年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總理與中國建交以來，儘管因為中國的人權問題等而曾出現過政治緊張的局面，但澳中關係在經濟層面上一直是很順暢的。隨著2013年澳大利亞與中國締結戰略夥伴關係、2014年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15年雙方建立中澳自由貿易協定（FTA），雙方看起來似乎已經建立了牢固的經濟關係。但是，2017年前後，中國的對澳投資和對澳的內政干涉，就在澳大利亞國內提高了澳洲人對中國經濟在安全保障上和政治上的擔憂。 2020年，由於澳大利亞要求對新冠病毒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中國對這個要求很反彈，就對澳大利亞的商品實施貿易制裁等，澳中關係因此走上決定性的惡化。

2020年12月，澳大利亞制定《2020年外交關係（州和準州安排）法（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State and Territory Arrangements）Act 2020）》，該法規定當澳大利亞各州、準州、大學等與外國政府簽訂協議時，必須在事前通知外交部長，由外交部長承認與許可。根據該法，澳大利亞外長佩恩（Payne）於2021年4月宣布，將《維多利亞州於2018年與中國獨自簽署的“一帶一路”參與協議》廢棄。此外，對於澳洲的準州Northern Territory於2015年與中國公司獨自簽署的達爾文港租賃協議，從安全的角度，重新審視，考慮限制使用等。

澳大利亞也對中國的人權問題表示關切。隨著中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莫里森政府將滯留於澳洲的香港公民在澳的簽證期限一律延長至2025年，並表示將為香港公民未來申請簽證時發給會取得永久居留權的五年簽證。此外，在2021年5月底所舉行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領袖高峰會議上，對於《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受到限制以及自治權受到侵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人權問題》等共同表示嚴重的關切。2021年12月，澳洲以中國不對人權侵害等的問題加以回應為理由，繼美國之後，宣布對2022年北京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

為了對抗中國，澳大利亞加強與盟友的多邊合作關係。陸克文在執政期間撤回“QUAD”倡議，在2019年由日美澳印外長舉行會談加以實現，並於2021年4月召開了QUAD的首次高峰會議，四國同意加強疫苗、基礎設施等各領域的合作，以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此外，澳洲與美國、英國共同啟動並宣布了“AUKUS”的安全保障框架，也加強了彼此在防衛領域上的關係。

制裁未發揮預期效果

中國實施經濟制裁雖然打擊了一些澳大利亞的生產商，但對於澳洲的出口與整體經濟，似乎沒有影響。根據澳大利亞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的分析估計，中國禁止從澳大利亞進口商品的措施，僅導致澳大利亞國內生產毛額（GDP）下降0.009%。 這是《澳大利亞人報（The Australian）》在25日所做的報導。

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期間，中國對澳大利亞的煤炭和農產品實施進口禁令。澳大利亞的GDP約為25萬億澳元（約合新臺幣528.305兆），因為中國的進口禁令導致澳洲減少的GDP相當於約2.25億澳元。生產力委員會發布的貿易報告顯示，中國過高的關稅使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總額減少了6.7%。但由於對中國的出口需求減少，澳大利亞的出口產品的價格就下降。結果，為了尋求更便宜的澳大利亞的出口產品，其他貿易夥伴從澳洲的進口需求就跟著增加，澳大利亞的出口需求因此增加了2.2%。

特別在煤炭方面，日本就取代中國使用澳洲煤炭，確保了中國以外的出口國家從澳洲的進口，這種情況是很多的。澳洲生產性委員會就指出：刪減受中國影響的出口，將導致世界與國內經濟活動的重組。

制裁導致中國經濟受挫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國的依存關係是越來越緊密，中國對外的出口其實有至少一半左右需靠外國的進口，但是習近平以為中國是一個真正大國，可以任意制裁不聽話的國家，結果卻導致中國經濟發展的受挫，這就是中國歷史長期以來造成中國政權自大所產生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