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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三島由紀夫:只有果敢行動,方能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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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觀點認為,要理解三島由紀夫自身包含的矛盾共同體,有必要回到二戰後日本文學這個基點上,因為沿著這個起點探索,我們將會得到時代社會與作家的互動關係,以及三島這個異端作家,以何種生命的姿態,以何種戰鬥的位置,豪邁地驗證和實現其全部精神內涵。換句話說,如若抽離歷史中的混亂與喧囂,我們就不容易看清楚歷史的面貌了。

隨著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戰敗,8月底,聯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進駐日本,開始執行占領統治,為日本制定的和平新憲法,明文規定日本不得發動戰爭,將其改造為非軍事化和民主化。在非軍事化方面,解除日本的武裝兵力,廢除軍事機構,審判和懲罰戰犯,驅逐極端國家主義者,解散極端右翼愛國主義團體;在實現民主化方面,推動各種具體作為:不打壓社會主義陣營,公眾大幅參與政治活動,享有更多言論自由,扶持工會的成立與運作,進行農地改革等等。

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推動戰後日本非軍事化和民主化工程/維基百科
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推動戰後日本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維基百科

例如,隨著廢除與解散樞密院、貴族院、治安維持法、財閥等軍國時期的特殊體制,滿二十歲的男女獲得選舉權,並承認日本共產黨為合法政黨,這些由美國占領軍(麥克阿瑟)主導的對日本的民主改革,讓經歷軍國時期的日本民眾大為震撼,他們以一種複雜的難以言喻的心情,接受或適應這樣的時代變革。當時,日共首腦德田球一更是春風得意,他率領日共幹部歡迎美國占領軍的到來,並視之為解放(日本)軍,在那個時點,大家都認為那個軍事專制的舊日本(帝國)徹底解體了,將從戰後的廢墟上出發,迎向民族復興的道路。

然而,這民主化的改革浪潮,進入1947年的「二.一總罷工」時,受到極大的壓制和頓挫,其後,1950年6月韓戰爆發,日本旋即被投入軍需產業的大潮中,看似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工運)劃上了休止符。事實上,由陸軍大將東久邇宮稔彦王組成內閣,東久邇首相在國會上提出〈承詔必謹〉〈国体護持〉,「一億人(全民總懺悔)」的演說和施政方針,曾經給予日本社會帶來一絲希望,而作為破土而出的戰後日本文學也適時地做出回應,以各種方式呈現戰後社會的變遷。首先,聲名斐然的老作家們,重新登場踴躍發表作品,戰爭期間被迫停刊的雜誌重新面世,如《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日本評論》、《新潮》等重要刊物,看得出來,它們的復刊象徵著新時代的力量,同時意味著欲掃除戰敗陰影的奮起與作為。

在這股力量的激勵下,又催生出《新生》、《世界》、《人》、《展望》等綜合性雜誌及文藝雜誌。這對於在戰爭期間被迫保持沉默的老作家:正宗白鳥、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志賀直哉,無疑是絕佳的機會,因為有此刊物發表作品,他們得以填補戰爭期間的文學心靈的空白。進一步說,那些沒能通過占領軍的審查制度(或如戰出內務省嚴格的審查手段,塗黑文字、削除、空白)的文章,都在這個新制度中巧妙地得到重現。

永井荷風的〈踊子〉(《展望》.昭和21年1月)、〈浮沉〉(《中央公論》.同年同月)、〈不問而語〉(《展望》同年7月)等,又或者谷崎潤一郎於戰前發表的《細雪》,在《婦人公論》上綻放異彩。這些描寫男女情愛的故事看似平淡無奇,卻是眾多讀者渴求的精神糖分。在那以後,正宗白鳥的〈戰爭受難者的悲哀〉(《新生》.昭和21年1月)、志賀直哉〈灰色的月亮〉(《世界》昭和21年1月)、里見弴〈絕妙的醜聞〉(《改造》.昭和22年1月)、宇野浩二〈煙草〉(《世界》.同年11-12月)等作品,受到戰後文壇的矚目。不僅如此,早先受到壓抑查禁的普羅文學和團體(新日本文學會),在戰後的新格局中積極登場,如宮本百合子《播州平原》、《兩個庭院》、《路標》、德永直《妻子,安息吧》、佐多稻子《我的東京地圖》、中野重治《五勺酒》,以及平林泰子的〈一人前往〉〈我活著〉和〈人生實驗〉,這些作品煥發著噴薄而出的生命力。

三島由紀夫《太陽與鐵》封面(邱振瑞-譯)
三島由紀夫《太陽與鐵》封面(邱振瑞-譯)

而出生於1925年的三島由紀夫,他又是如何看待和回應戰後的時代格局?眾所周知,三島是對絕對的追求者。在他看來,戰後這個時代的確存在廢墟與復興,但同時它又是喪失禁慾主義的現實社會,在他的潛意識裡,有時總要蠢蠢欲動,想對其徹底的報復。這並非意識形態的問題。三島的研究者指出,三島是個精神貴族主義者,他認為自衛隊、自民黨和日本共產黨都是卑俗的東西,沒有比實現「不可能」的境地(目標),更能吸引或激發他的行動力了。一如他持續以志的觀點那樣,「由藍天對地上的否定,透過典雅的造型力,將其封鎖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懷抱著這危險的夢想與渴望,一種危險的思想論說,但不可否認,這他同時又展現其虛榮心。

他在文章中說,自己最大的敵人,即以「戰後思想」這種安全為由的「思想」,因為它意指「戰後」是安全的時代。正因為如此,在他發表《論文化防衛》之後,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國粹主義者,指控他總是深藏著恐怖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個體現日本精神的右翼分子。然而,客觀說來,至少「日本」與「戰後」屬於不同層次,他有身歷其境的苦澀經驗(因肺部浸潤被免除兵役),因此,他內在生命中的「反論(似是而非的論點)」就會被重新喚起。他一直相信「諷喻」的力量,卻又被矛盾所折磨。以「二.二六事件」為例,三島比誰都清楚,如果皇道派青年軍官在二二六事件中取得成功,那麼他瞬間就會採用統制派的邏輯成為卑劣的政治人物。

三島由紀夫應當知道,悲劇性的敗亡不是革命。所謂成功的革命已不是革命這種似是而非的論點。因為武裝政變成功的同時,意味著精神性已經喪失。所以,他害怕的並非政變的失敗,而是因其成功得以存活下來。由他組建的「楯會」悲劇性的毀滅,即顯現這個悲壯肅劇的本質。有專家指出,其實,這個矛盾本身就是與三島由紀夫相通的。因為他清楚自覺到,悲劇性的敗亡並非證實高貴精神的方法,政治上的贏家必然享受著偷安之樂。這就是他的日本文化論的根底:一種「滅亡」又得以持續的「矛盾」情結,尤其在他自刃的當下,矛盾的特質就會明晰地顯現出來。

基於這個精神原理,日本文學家指出,三島由紀夫的自殺可歸納三點:一、無意義和荒謬的。二、為日本精神和美學殉死。三、展現自我的死亡表演。然而,這三點批評似乎過於片面,不算深刻地理解三島的精神世界。毋寧說,三島是為了否定人性這種自然(本質),選擇了將肉體鍛鍊成「鐵」的道路。儘管,在日本戰後世代的作家當中,多半傾向於對黑暗的偏執與誇示,但不能否認的是,三島對於鐵灰黯然的戰後格局亦有太陽似的熱烈追求。在三島的政治學辭典裡,作為「行動」這個動詞,始終就帶有實現願景和悲壯的色彩,不是作為空泛無力的名詞而出現,更確切而言,只有果敢行動,方能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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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振瑞
邱振瑞
作家、翻譯家,致力於日本文化思想的傳播,譯有多種日本文學作品,兩部小說《菩薩有難》《來信》、四部詩集;日本文化評論集《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秀威)、《我們一起追尋的日本面影》(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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