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醫預法》完善醫療爭議處理機制 開創台灣醫改新里程碑

新冠疫情延燒全球逾三年，站在防疫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身心背負著莫大的壓力，卻始終堅守在崗位上。回首來時路，內心感觸良多。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醫師誓詞：「病人的健康應為我首要的顧念。」身為醫者的使命感，雖深知防疫工作存在著高度的危險性，但仍本於職責，穿上層層的防護裝備，阻斷一切傳播感染的可能，也給予所有染疫病人最悉心完整的專業照護。

誠然，醫者救死扶傷的初心是良善的，但不可否認的，在病害的自然進程中，患者的健康狀況未必皆能在醫療救治下順利康復。尤有甚者，基於人體的複雜多樣性、病患體質的差異性、醫療機構的設備條件落差、醫事人員的專科技能和醫療技術發展的程度等因素，使得醫療行為的過程及結果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性。在醫療的過程中風險是始終且必然存在的，所有的醫療行為都是風險和利益並存的。風險的程度可能是輕微到無法察覺，也可能嚴重到讓人致命。這些風險常常因為臨床上病害過程與救治行為的即時性，而讓人容易忽略或難以防範。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110年全國各縣市醫療糾紛調處案件高達546件，但實際發生的醫療爭議案件可能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醫療糾紛處理「刑事化」帶來後遺症

據統計，全國每日醫病互動超過百萬人次，醫療爭議事件的發生實難避免，但醫療糾紛處理模式過度向「刑事化」傾斜的結果，不但病方勝訴率不高、無法即時獲得適當的補償，醫者也可能因為頻繁地面對刑事追訴程序的心理壓力，逐漸澆熄對醫療工作的熱情，進而衍生出高風險科別人才流失及防禦性醫療等重大的危機。

台灣已邁入高齡社會，醫療照護的需求與日俱增。由於傳統的內、外、婦、兒、急診等高風險科別醫師養成不易，卻又必須面臨較高的醫療爭議風險，導致越來越多年輕醫師不願投入傳統的科別，造成五大皆空、醫師人力短缺；全民健康保險開辦後醫療可近性提高，但醫療爭議事件日益增加，醫者為避免被病人責難，甚至淪為刑事被告，防禦性醫療行為傾向也日趨顯著。醫療專業價值不被重視，頻繁的醫療糾紛訴訟，不僅嚴重影響病人醫療權利，也造成醫病及家屬身心的煎熬，浪費珍貴的醫療資源，對社會造成沉重的負擔。

刑事訴訟非處理醫療爭議最佳手段

研究顯示，醫療爭議事件的刑事訴訟特色為高偵查率、低起訴率、低定罪率，站在病人最大利益去看，顯見刑事訴訟無法維護病人權益，亦非處理醫療爭議最適合的手段；為維護病人的健康權，改善醫療人才流失困境與避免防禦性醫療，醫界相關公、學、協會團體、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及專家學者等，多次共同研議在《醫療法》第82條中增訂「醫療刑責合理化」條文。最終，在朝野立委及行政部門均持相同理念下，於立法院第九屆第四會期，106年12月29日三讀通過《醫療法》第82條條文修正案。

修法後，醫師執行醫療業務，致使病人損害，唯有在「故意或違反在醫療上必要注意之義務及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下，才須負賠償或刑事責任。而對於是否違反「醫療上注意之義務」以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的範圍，依據修正條文，應以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等客觀情況為判斷。從而，醫師在遵循醫療上之注意義務及符合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權下，可以全心救治病人，不再受到刑事犯罪相繩，這是台灣醫療史上重大的變革與進步。

「醫療刑責合理化」改革完成後，緊接著必須面對的是：如何保障醫病雙方權益、促進醫病和諧關係，並建立妥速周全的醫療爭議處理機制。事實上，早在民國89年，前行政院衛生署就曾多次提出「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期望藉以解決長期以來醫療爭議訴訟衍生之醫病關係對立、高風險科別人才流失及防禦性醫療等問題，然卻因部分條文爭議過大、各方意見分歧而未能達成共識。

醫療爭議事件處理的核心在於，釐清事實真相、關懷包容與系統性除錯。唯有建立健全的醫療爭議處理機制，才能真正維持和諧的醫病關係，有效提升醫療品質。因此，衛生福利部自民國106年起提出推動「多元雙向醫療爭議處理機制試辦計畫」，醫療糾紛訴訟案件確實有明顯下降；為建立醫療爭議處理機制，促進醫病和諧關係，並營造重視病人安全文化，衛福部於107年再次提出「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草案，經過各界持續溝通與朝野反覆協商，歷經立法院兩屆會期，終於在111年5月30日三讀通過《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並於同年6月22日經總統公布。此一法案的通過，成為台灣醫療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也為溫暖良善的醫病關係開啟了新的篇章。

《醫預法》安定社會 配套措施刻不容緩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經多年反覆討論，簡稱從《醫爭法》修改為《醫預法》，充分彰顯預防醫療事故的核心價值，這是一部溫馨關懷法案，秉持著「即時關懷」、「調解先行」、「事故預防」等三大原則，提供社會安定的力量。此法案有4大亮點，包括「雙向關懷」明定醫療機構應組成醫療事故關懷小組(第6條)、「專業評析」，由政府捐助成立第三方法人進行專業評析(第4、21條)，輔助事實還原及釐清、「調解先行及訴訟在後」，因醫療爭議提起訴訟前，應依法申請調解(第15條)、「除錯學習」，要求醫院建立病安管理、通報、分析，特別是就重大醫療事故的分析與通報(第33、34條)。

目前雖已完成《醫預法》之立法程序，但依據本法第14條第3項之授權，調解委員之資格條件、調解會之運作、調解之程序、醫療爭議調解申請書應載明事項等相關辦法，仍亟待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訂定之。此外，「雙向關懷」與「除錯學習」能否落實並發揮正向的改革效果，也需要各級醫療院所、醫事人員與行政部門共同來持續溝通精進。實務執行面上，主管機關應積極了解各層級醫療院所的關懷量能，適時提供資源與行政協助，訂出可行的作業流程與獎勵措施。

因應明年初即將施行的《醫預法》，上述相關子法規的訂定、系統建置與教育訓練等工作，已經刻不容緩。我們期待這套溫暖人性的法制革新，能夠真正落實「調解先行」、「即時關懷」、「事故預防」等立法意旨，實質保障醫病雙方權益、促進醫病和諧關係、改善醫療執業環境、提升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讓重視人性尊嚴與病人健康權益的臺灣社會，走得更好更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