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追憶六四 展望未來（二） ——倫敦「六四」34 周年紀念研討會紀要

廖天琪 田牧 （編輯與整理）

5月27日，由英國「中國觀察」和德國「歐洲之聲」首先開啟了「六四」34 周年的祭奠儀式——「追憶六四，展望未來——倫敦『六四』34 周年國際紀念研討會」，今次的紀念活動由三部分組成，第二部分是線上線下匯合的全球視頻網絡六四紀念大會，在倫敦時間下午14點開始，美國紐約時間上午9點，柏林時間下午15點等。由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八九學運領袖李恒青主持了視頻網絡會議，華盛頓的光傳媒負責網絡技術。

要從不怕暴政反對專制做起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首先作了精彩演講，他說道：每年的六月份，是一個特殊的日子，紀念一九八九年犧牲在中國街道上的烈士們。國外的朋友們都知道這個日子，都知道有一群英雄為了民主自由而犧牲。國內的許多年輕人，由於中共的信息封鎖，不知道這一段悲壯的歷史。也由於共產黨的欺騙性宣傳，還以為中國人天生就是軟骨頭，不配享受民主自由，只配給人家當奴隸。

我們每年的紀念活動，就是廣而告之，要讓國內外的年輕人知道，他們有這樣值得驕傲的前輩，他們不是軟骨頭、賤骨頭，而是一群敢於反抗暴政的英雄。中國人基因中就有硬骨頭精神，為人處世有古訓道：「骨頭要硬，姿態要低，存心要善！」這也是中國民運的精神，前赴後繼、不屈不撓地向暴政說不，為了社會公平和自由的權利，敢於犧牲自己的生命。

那一場幾千萬人參與的、轟轟烈烈的運動，最終被鎮壓下去了。三十多年來，人們總結了無數的經驗和教訓，為了將來不再重蹈覆轍。所有這些經驗教訓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共產黨的暴政是不講道理的。

任何馬克思主義的共同特徵，都是專政。專政是以統治者的利益為前提，以不講道理為規則的邪惡政治。它和人類正常的、以法律和道德為基礎的各種政治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不講道理。這是很多西方人難以理解的重要原因。

現在的西方政治中，仍然充滿了綏靖主義的理論。在共產黨的罪惡面貌不斷展現，西方民主國家已經感受到痛苦的形勢下，仍然有很多共產主義的說客。他們散布著綏靖主義的言論，迷惑著普通老百姓，甚至掩蓋多年來共產黨犯下的罪惡，為暴政辯護。

我們每年紀念犧牲的烈士們，就是要用事實擦亮人民的眼睛，避免被共產黨的騙子們所迷惑。這既是我們中國人的需要，也是全世界普通老百姓的需要。在全球民主陷於停滯或者倒退的形勢下，大家特別需要清醒的頭腦，來抵制共產黨的精神毒品。

「國殤之柱」佇立柏林警示世界

台灣駐德國謝志偉大使的發言，我們已經在《銳傳媒》和《歐洲之聲》發表過了，（https://sinoeurovoices.com/news/14218），在此就不重複。

「六四」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

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王丹演講道：在今天的紀念「六四」研討會上，我想講一個簡單問題，就是，「六四」已經過去34周年了，為什麽我們還要年年的辦這些活動，紀念「六四」呢？有人說我們是炒冷飯，這絕不是炒冷飯那樣簡單與單純，我想說明六點原由：

1、一九八九年發生的事件，是中國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歷史，坦率地講，不了解這段歷史的話，就根本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中國。所以「六四」，是為人民爭取一個知情權，也是打開了一扇窗戶，讓西方的世界和朋友，能夠更加了解與認識中國。
2、一九八九年那些學生和市民，他們對理想的憧憬與追求，表現出的熱情、勇氣與執著，是這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把這種精神財富傳承下去。
3、「六四」事件的死難者，為了民族的未來，曾經在一九八九年付出生命的代價。無論從人性上來說，還是從道義上來講，我們不應該忘卻他們，每年應該紀念這些英靈。
4、幾十年來，中共政府一心一意要掩蓋真相，不讓世人了解與知情「六四」事件，那麽作為對抗中共統治的我們，就是要堅持與中共行為對抗到底，包括他們掩蓋真相的這種行徑。恢復歷史，保持記憶，本來就是當下的一種反抗專制的行動。
5、我提醒中國民運每一個人，「六四」並沒有過去，廣義來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它仍然是今天中國的一個敏感話題，仍然具備相當大的政治能量，在未來中國的轉型過程中，也必然會發揮作用。所以我們年年紀念「六四」，就是要保持這樣的政治能量源與影響力，在未來鬥爭中繼續發揮作用。
6、我們沒有一絲一毫的理由忘卻歷史的一頁。為什麽我們年年紀念「六四」，為什麽我們不能忘掉三十幾年前的事情？我想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就是我們找不到任何遺忘的理由，誰能給我一個說得過去的、站得住的理由嗎？我們沒有一個站得住的理由說我們不應當年年紀念「六四」。
故此，基於以上六個理由，我認為我們不是炒冷飯，我們每年紀念，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義。總之，我們紀念「六四」不是為了我們自己，是為了中國；我們紀念「六四」，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將來！未來！

自由：成為中共政府與人民的分界嶺

歐盟議員、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成員萊茵哈德•比蒂科夫（Reinhard Bütikofer）從西方政治家的視角來觀察「六四」事件，及他客觀地批評中共專制體制與自由民主的碰撞、沖突。
他說道：天安門的大屠殺過去34年了，但人們依然堅持紀念這場歷史性的悲劇。那場運動揭露了兩個事實：其一、中國人民深深地渴望自由；其二、中共政府深刻地仇恨自由。

2020年中共政權的本質再度顯現，它將所謂的「國安法」降臨香港，限制住了基本法中所保障的自由，它禁止香港人多年以來，以燭光紀念「六四」的行動。

今天中國又以軍事侵略的行為威脅台灣，就像帝國主義的俄羅斯如今侵略烏克蘭一樣，這都是同樣的性質——仇恨自由。北京中共政權將一些詞語故意醜化，就如「和平」這個詞，在中共口中的意思是，他們的權力是不容置疑不受限制的。他們說「民主」，意思是剝奪了人民對它的監督權。不過他們沒有為「自由」下註解，因為他們最恨這個詞。現今對抗北京的專制和霸權野心是國際社會的共同任務。

我很驕傲地說，歐盟之內，人們更為清晰地認知，該如何應對北京政權，將之視為系統性的敵人（enemy），我們要跟全世界有共同理念的人們站在一起，共同抵制來自北京的經濟制裁、對抗中共對台灣的威脅，讓我們一同來建設一個基於和平、自由基礎之上的更美好的世界。

各個族群的團結能形成強大的力量

藏人行政中央駐台灣代表格桑堅讚從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中，強調團結的重要性。

他說道：今年是「六四」的34周年，我們西藏59年抗爆運動，達賴喇嘛領導的我們西藏政府流亡印度64周年。這麽多年來，這個族群不管是西藏人，還是89年以來「六四」運動，以及所有為中國民主運動而流亡到世界各地的人，30多年來，一直能夠堅持到現在，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對所有自始自終一直在從事這一事業的前輩、包括我們的戰略夥伴、老朋友、新朋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我想談幾點看法：我99年從西藏流亡到印度，流亡之前，我其實在中國統戰系統工作過，什麽要逃亡到印度呢？我們流亡政府不僅沒有因為我有統戰系統背景，嫌棄或者懷疑我，而且我還直接進入西藏安全部門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工作，後來我又當選為西藏人民議會的議員，然後被派到澳大利亞任駐澳洲的聯絡官，現在更是派到台灣來擔任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駐台灣的代表。

89年以來，很多從事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鋒，包括很多流亡到世界各地的人，雖然當初大家開展過很多的工作，但是慢慢地，我們被中共滲透進來。中共最善於分化瓦解，制造相互之間的矛盾，讓合作者之間喪失了彼此的信任，減弱了實力。5、6年前，很多人從中國出來，他們在爭取西方身份的同時，也參與民運組織的工作，然而他們對那些老民運人士往往不屑一顧、不尊重，認為他們一事無成。這種態度，我認為不對，也很危險。我們分散在世界各地，不論來自西藏、新疆、南蒙古，或是香港、台灣，以及民運、法輪功人士，都是遭受中共壓制迫害的。中共污衊這些力量為「五毒」合流，還有六毒、七毒。因此，我們更加相互協作支持，團結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反觀中共這樣的政權，在國際上極為孤立，國內各種問題壓力山大，它已經到了危機邊緣，在作瘋狂、垂死的掙紮。

長時間以來，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經濟上跟中國有著曖昧關係。我們的爭抗運動得不到國際支持。現在西方民主國家已經看清了中國專制政權的反人類的真面目，特別是俄烏戰爭，以及現在的台海局勢。未來中共政權不可能像現在這樣鐵板一塊，它不能夠長久統治中國。台灣現在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最關注、支持力度最大，而且是離中國最近的一個民主燈塔。作為西藏駐台灣的代表，我也想用台灣這樣的一個民主平台，舉辦類似的民運活動，希望大家來參加。

中國未來的藍圖必須清晰與具體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鼓勵當下在中國變革的過程中，團結力量、鼓足幹勁，不能只是響亮的口號，必須為民眾描述一幅清晰與具體的自由民主藍圖，令百姓有感覺有憧憬。猶如歷史上農民起義，奮鬥目標既清晰又具體。

他說道：「六四」，這麼多年過去了，它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美國成為一個保留政治化石的地方。回憶「六四」，好似在黑暗時期，談論「光」，遙遠的光，這個光能照亮未來。與哥倫比亞的教授談話時，他們說，「習近平上台以後，你離開過去更遠了」，其實未必。我每日能接觸到大陸來的人，我認為我們今日就處在民主進程化的過程中。一旦進程化到了臨界點，「六四」話題必然重提，能得到解決。

歷史上很多悲劇性事件，它的價值照亮著國家的未來。當國家解決這些問題時，異議人士並非主導者，而是被解放者。蘇聯解體就是個例子，清高的異議份子是被解放出來了。中國的一些現象表明中共正走向末路，而我們這些人是在民主進程之外。

從1976年開始，我在民主運動中有四起三落，1976開始那段時間，到1981年，再到89年，有這幾次的大起大落。1985有外國記者問我，能否看見將有大的轉變，話音未落次年的「八六學潮」爆發了。這種學潮之後年年有，直到1989。中國當今社會有許多亂象，我到國外後，理解到所有的政治大變化都是比較亂而無序、骯髒甚至血腥的。中國大陸變局的力量正在萌發，問題是我們這樣高清光的人有否能力去跟他們合作，甚至將這股力量導向正道，走向治世。社會發生大變局時，高舉著未來社會準則的人，能否在亂世駕馭局勢，導向治世。如今反對共產黨的那股衝擊力量，可能讓共黨解體。看歐美的例子，就是那些有新理念的人，能夠駕馭亂局，導向治世。像胡適、梁啟超等高潔人士，曾是那些後來領袖人物的啟蒙人，而他們自己卻自外於混亂的動盪時刻。我們所作的事都是有意義的，就是必須擺正自己跟老百姓的關係。解決中國問題只能靠中國人。當初蔣介石1927年到上海，學習西方的東西，把中國這大塊江湖讓給了共產黨。將來破壞或建立中國的洪荒之力都在本土。我們不僅要談價值和理念，還要走到人民當中去。老百姓不喜歡現在，但對未來卻沒有一個心中的藍圖，這就取決於誰能引導他們，走向一個更好的治世。

懷念「六四」死難英雄——郝致京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秘書長黃慈萍，每年「六四」這一天，都會想起她的大學同班同學郝致京，郝致京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英雄們，我們沒有理由忘記了過去，更沒有理由裹足不前。
她說道：三十四年前的1989年7月，我得知了我大學班長郝致京「六四」被屠殺的死訊，悲痛不已。我對他的祭文英文版被發表在眾多的報紙與新聞媒體，尤其是電子網絡上，「致784同學們：有關郝致京死亡之細節」文章，還有一首紀念他的詩歌，都被廣為流傳。我在美國就讀過的大學的校報「大學生」，兩個月中，我便收到上百封讀者來信，並因此與其中的幾位結成知交——他們至今依然在支持著我。
1989年7月，黃慈萍悼念「六四」死難者的文章：

他的名字叫致京，「奉獻給北京」—— 不僅僅是紀念。
1989年7月，在他失蹤了31天以後，人們在北京一所醫院裏找到了他的屍體。沒有人知道他死於何時何地。他是為中國民主運動獻出了生命。

他的名字叫致京，「奉獻給北京」。

當年，成千上萬的人們在天安門廣場奮鬥，我則是許多支持者之一。當我熱血沸騰，為中國的自由而激動的時候，當我的心隨著那抗擊政府壓制的鼓點而跳動的時候，我已不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因此，當我為六四事件的殉難者們致哀時，我也不是向某個親近的親朋致哀。但現在，我必須紀念他，這個名叫致京——意為「奉獻給北京」的小夥子，這個在風華正茂的30歲前就離開了我們的青年。

他是我的大學同學，我們的班長。他善良聰穎且英俊瀟灑。那時，我們都為自己成為競爭力最強、群英會聚的物理系學生而自豪，我們也為終於踏進全國知名學府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而榮耀。大學期間，我和致京幾乎同時研修了所有四年的課程。我們一同上教室，一同去餐廳，一同進圖書館。在校期間，我們都向往畢業以後到北京工作。北京是中國的文化政治中心，我們願意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北京，在北京施展才能。

但是後來分配到北京工作以後，我們多少有些失望。許多社會問題困擾著我們。當時每隔幾個星期，大約20多名大學同學就要在周末聚集在北京，共同討論交流各自的研究進展及心得體會。對我來說，參加這樣的聚會來回要乘一個小時的汽車，外加一個小時的自行車。而這樣的聚會，通常是在對祖國未來擔憂的沈重氣氛下結束的，難免帶著焦慮和壓抑離去。在這樣的聚會上，我們討論政府管理體制，共產黨的政策，民族文化，還有文明的進程。我們試圖找到各種癥結背後的根源，幾乎沒有人想到要嚴厲抨擊政府，沒有想到要求突變，更沒有「推翻共產黨」的意念。占據這些青年人的頭腦的，僅僅是對國家的憂慮，僅僅是如何找到途徑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把北京、把中國建設得更美好。最後一次我見到致京，就是五年前的夏天這樣的一個聚會上。

我對他記憶猶新，他的微笑猶在，他的聲音還在回響。但他卻死了。他雖然死了，可是他的夢還活著。他的大部分朋友還活著，成千上萬渴望民主自由的頭腦還活著…….。在這個時刻，我應該停止哭泣，肩負起我們共同的信仰。

安息吧，我的朋友。我無法用我沈痛的淚水洗刷那封住你雙眼的血跡，我無法用我焦急的呼喊將你從無邊的夢境中喚醒，我甚至不能夠握著你冰冷的雙手，對你輕輕說聲再見。但是，我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我會永遠地懷念你，我會成為你膝下無子的父母的兒女，我還會盡我之力，去完成你致力於、卻沒看到勝利的事業。

安息吧，我的朋友。這是我對你的紀念。但這不僅僅是個紀念。我將一直懷念你，我們將永遠銘記你。
你的名字叫致京，「奉獻給北京」。

漢藏人民都不會放棄追求正義和自由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西藏之頁主編蔣揚次仁的發言說道：紀念「六四」事件34周年之際，我代表我自己和所有藏人，向大家表達對「六四」事件34週年的紀念和聲援。我們深深地懷念著那些在天安門廣場上為自由和民主而犧牲的無辜的年輕生命，並與他們的家人一同分享他們的痛苦。
「六四」事件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悲劇，它提醒著我們，追求正義、自由和民主是需要付出極高的代價。我們藏人深深體會到這種代價，因為我們也一直在努力爭取我們自由和人權。

正如我們藏人一直在面對著中國政府的壓迫和迫害，我們也深知在全世界各地還有許多人正為著同樣的價值和理念而奮鬥。我們與所有追求自由、公正和人權的人們站在一起，共同尋求改變和進步。
今天，我們要向所有在中國和其他地方為民主而奮鬥的人們致敬。我們要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政府對人權的侵犯和壓制，並要求他們對六四事件進行公正和透明的調查。因為，我們不能忘記歷史，更不能忽視當下仍在受到壓迫的人民。

同時，我們也要向那些一直支持我們藏人事業的人們表示感謝。感謝你們的關心和支持，讓我們知道我們並不孤單。在我們奮鬥的過程中，你們的聲音給予我們力量和希望，使我們堅持不懈地追求自由和人權。
讓我們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團結在一起，向全世界宣告：我們不會忘記「六四」事件，我們不會放棄追求正義和自由的努力。讓我們共同為一個更美好、更公正的世界而努力，直到每個人都能夠享受到自由和尊嚴。

團結起來，眾人拾柴火焰高

美國華盛頓光傳媒董事長王安娜說道：來到國外的最初一段日子，聽到社會上一些傳說：這幾十年來，海外民運一事無成。但是經過這幾年與各國各地民運朋友的接觸與交流，，事實並不是這樣，他們堅持展開各種形式的活動與研討會，能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真是難能可貴的。我意識到，那種傳說與流言，只不過是中共的宣傳，是一種認知戰術而已。我會繼續關注、參與和支持中國的民運事業！

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博士，談了「六四」與中國生態災難的關系。他說道：沒有「六四」的屠城，就沒有三峽工程的上馬，也就沒有以後發生的生態災難。最早醞釀三峽工程是1953年，是毛澤東提出建設三峽工程的設想，1958年李銳在中央南寧會議上批判支持三峽工程計劃，直至1989年三峽工程沒有可能上馬，姚依林曾宣布5年內不討論三峽工程，原因是戴晴寫了《長江長江》一書，關於三峽工程的論證結果，反對上馬。「六四」屠城後，戴晴被逮捕，《長江長江》也成了黑書，變相的為三峽工程開了綠燈。所以，「六四」事件，中共不僅在政治體制上倒行逆施，而且在保護生態發展上同樣是幹了禍國殃民勾當。

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王進忠發言提到，八九「六四」後，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在世界各國各地建立了分部，當年的「六四」紀念活動，遍及世界每一個角落。但是香港已不能再舉行紀念「六四」活動了，世界上一些城市地區也沒有了民運組織，也就不會舉行紀念「六四」活動。前些天，我收到一條消息，有一位居住在大阪的白紙運動小女孩，在網絡上尋求當地是否有舉行紀念「六四」活動，無人回答，她自己發出通知，一個人在大阪某場所舉行「六四」紀念活動，結果得到了大阪地區一些年輕響應，這就是傳承，這就是堅持，這就是星星之火！

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秘書長姜福禎談到：新近一段日子，海外民運遭遇認知攻擊、抹黑，王丹曾作了很多期反駁視頻節目。海外民運，長期以來各自為戰，確實不力不利，我們要組織力量反駁。「六四」是時代標志性的抗暴運動，中共出動軍隊、坦克等鎮壓學生與市民。中國要實現憲政民主，首先必須記住「六四」血案，這是憲政革命的最大動力與號召。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陳立群的發言指出：天安門母親發言人尤維潔說道：過去的一年有七名難屬去世，在過去的這些年有七十餘位難屬離世，34年過去了，中共依然對人民沒有交代，欠著人民世紀血案血災。六四事件遇難者家屬組織「天安門母親」一直堅持「真相、賠償、問責」三大訴求。這也是我們每年堅持紀念「六四」的目的，「六四」血案血災一定要清算，要償還！

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梁友燦發言指出：每年紀念「六四」，就是牢記中共罪惡，同時也是擺脫我們自己的恐懼，使更多的人加入推翻中共統治的反共隊伍中來。現在有一個現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中共官僚反而處在恐懼之中，他們紛紛把孩子、財產往海外轉移，說明了什麽？中共對自己統治與未來沒有信心，喪失了鬥志，這就是中國民運的希望，希望更多的加入我們的隊伍。

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主席陳忠和的發言：僅此一條：希望僑居世界各國的民運組織，向所在國國會議會申訴：定性中共政府是恐怖組織，或者恐怖機構，其中所有犯罪元素都成立的，自從中共建政以來，所有的政治運動殺死了多少百姓？這是個十惡不赦的恐怖組織。

紀念會議結束後，參與線下會議的與會者大部分徒步行至中國大使館（49/51 Portland Place, London, UK），舉行了一個小時的示威抗議紀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