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仁福
日前,張世賢先生在《民進黨急於把台灣「河洛化」,不利「團結」》一文中指出,民進黨政府近年來在公共語言政策上過度偏重河洛語(台語),不但可能排斥其他語族群體(如客家人、原住民族、所謂外省族群),更削弱了「全民團結對外」的語言基礎。此一觀察切中要害,也反映出台灣長期缺乏一套功能明確、兼顧多元與共通的語言政策規劃。
台灣是一個語言多元的社會,但當前語言政策過度政治化與情感化,不僅未能促進族群團結,更常因語言選用在公共場域引發爭議與誤解。為了實質促進族群和解與民主鞏固,台灣應參考新加坡的語言制度,建立更務實、分層、功能明確的語言政策框架。
新加坡採取多語言政策,卻在「通用語」與「母語」之間作出清楚區分。英語在新加坡被定位為通用語與行政語言,廣泛應用於教育、法律與政府事務。與此同時,華語、馬來語與淡米爾語則保有文化認同與族群語言的地位,作為「官方語言」受到保障與傳承扶持。
借鏡新加坡,台灣的語言政策可考慮如下分層制度:
1. 通用語(Working Languages):英語與華語
此為政府機關、教育體系、法律與跨族群溝通的主要媒介語言,有助國內治理與國際接軌。英語亦是提升全球競爭力的關鍵。
2. 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s):華語、台語(河洛語)、客語、原住民語、英語
此層語言於各自族群社群與特定地區中,享有文化推廣、學校教育與媒體傳播的政策支持與法律保障,確保多語並存與多元文化發展。
3. 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s):原住民語
原住民族語作為台灣歷史上最原初的語言,應享有特殊保護地位。政府應透過立法、預算與師資培育等手段積極復振,落實轉型正義與族群平權。
透過這樣的語言架構,政府可以一方面有效溝通與施政,提升整體社會運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尊重各族群語言權益與文化記憶,真正實現「多元而統一」的語言治理理念。避免將語言政策變成族群競逐的政治工具,才是邁向成熟民主社會的必要條件。
語言政策不是哪一族群的勝利工具,而是全體國民共享的公共資源。若能超越意識形態與族群私利,學習新加坡那樣明確分類、分工合作的制度思維,台灣才能在保障語言多樣性的同時,建立起穩定有效的社會溝通機制與國家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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