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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他走過臺灣的悲愴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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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煌雄(臺北政經學院基金會董事長、臺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

曾群芳先生的長公子曾建元博士,在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深造的時候,因為研究臺灣的憲政改革,對我做過訪問,他的認真誠懇和學術上的表現給了我很好的印象,我便延攬他到我創辦的臺灣研究基金會工讀,從那時起,我看著他從一個博士研究生,進入大學任教,結婚成家,直到現在,他已經是一位在臺灣憲政發展的領域中極具份量的學者。他的小妹曾薰慧博士在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時,擔任過北美洲臺灣研究學會會長,主辦過北美洲的臺灣研究年會,這是自創辦之初即由臺研會經費支持的學術社團。曾群芳先生更是我臺大法學院和大同公司的前輩。說來我和他們家人間真有相當的感情和緣分。

曾群芳先生生於日本時代1928年的竹南,在戰爭期間由新竹州立中學校提前畢業考進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原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該校在戰後併入臺大法學院,他和他們這一代許許多多的臺灣學生一樣,懷抱著戰後臺灣重建和新中國建設的理想,由於對於國民政府的劫收感到失望,因而在二二八事件清鄉之後,投入到反抗運動中,成為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臺大法學院支部的一員,之後進入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繼續發展組織。《光明報》事件導致地下黨組織曝光後,政府於1950年5月依照落網的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口供展開全省大逮捕,曾群芳先生由臺糖棄職逃亡一年半,才出面投案獲得自新,其後又因自首不誠再受羈押偵辦,因家族奔走和貴人相助,僥倖無罪開釋。無數臺灣菁英和青年學生逃竄於山谷,俯伏於刑場,流亡於中國大陸,曾先生倖免於一死,親身見證了1950年代臺灣人在白色恐怖下的遭遇,那一段青春歲月曾經是他不忍回憶的過去,那是臺灣人悲愴的年代。

林挺生相信政治犯的人格

林挺生和王永慶這些前輩企業家在當時黨國體制的政治氛圍下,敢於接納良心犯。圖為林挺生/維基
林挺生和王永慶這些前輩企業家在當時黨國體制的政治氛圍下,敢於接納良心犯。圖為林挺生

曾先生人生的第二個階段,要到他30歲進入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才真正展開。林挺生董事長兼任臺灣省工業會理事長,經吳濁流先生的引薦,大膽起用省工業會素昧平生的會計曾先生,他當然知道曾先生的案底,但他相信政治犯的人格,一個不計個人生命投入革命事業的人,必然會忠誠於他所堅信的價值,林挺生工業報國和工者有其股的事業經營理念,需要值得他信任的人來為他實現。這也讓我想起臺灣有同樣胸襟的前輩企業家王永慶,他雇用剛出獄的政治犯林從周到臺灣塑膠企業集團擔任採購,這被認為是一個肥缺,應徵者眾。林從周是曾群芳先生的臺大同班同學。王永慶的理由很簡單,「政治犯不會貪污」。林挺生和王永慶這些前輩企業家在當時黨國體制的政治氛圍下,敢於接納良心犯,唯才是用,更彰顯了他們作為企業家的氣度和風範。曾群芳先生一手規劃了大同公司的利潤中心企業會計制度,把大同公司遍布全省的服務站都變成獨立的利潤單位,員工在經濟誘因下,更加賣力銷售大同家電產品和提供服務,公司營收大幅擴張,員工待遇隨之大幅改善。那正是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

曾先生人生的第三個階段,是45歲時以專業經理人的身分受聘於日資華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由副總經理做起,直到70歲董事長退休,在其間逐漸展開獨當一面的企業經營長才。日本教育的背景使他在臺日經濟貿易合作中如魚得水,能夠與日本企業主溝通與交心;臺北高商、臺大法學院的訓練,讓他對於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保持長期的興趣,而領導臺灣公司西進中國大陸與南向越南,在日本東光跨國企業集團中,又建立了以臺灣為中心的次級國際產業分工體系,而成為集團最重要的生命線;社會主義的理念,使他在企業經營中更加關心職工的福利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而他之所以能與時俱進,更在於終身學習的良好習慣,隨時閱讀、吸收新知,身體力行,以身作則,表現出對於知識和真理的謙卑和敬意。

曾先生重視教育和人文修養,在家庭經營上也呈現一片風景。他的四個子女和媳婦,五個人有六個碩士、三個博士,長子曾建元是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現在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和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兼任副教授,是關於憲法變遷、政治發展和臺灣轉型正義問題的著名學者;長媳周靜妮是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碩士,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少年家事庭法官,歷任律師、檢察官和刑民庭法官,是一位美麗又有愛心的法律人;長女曾士珍,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音樂學院鋼琴演奏藝術博士,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次女曾懷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研究所西洋美術史組藝術學碩士,是專業的攝影師;三女曾薰慧,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人類學博士,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助理教授,個個學有專精,他們未來還有美好的前景等待著他們。

士珍在〈爸突然走了〉的紀念文中,有這麼一段話,讓我們看到曾群芳先生的家風和身教:「大學時,我跟哥哥一樣加入異議性社團。野百合學運時,我讓社團一群人北上到家裡過夜,爸爸對我們隔日要上中正紀念堂參與靜坐抗議竟然完全沒過問。大家都覺得我爸作風非常開明,殊不知他在幾十年前比我們都還年輕時,就已經歷過轟轟烈烈的革命了。爸爸是很有風骨的人,面對迫害者的威權,他正氣凜然。他堅持自己的理由,拒絕國家賠償。接到白色恐怖的相關採訪和邀約,都一一回絕。他對我們揭密之後,繼續低調過他原來的日子,他的態度始終都沒改變。」曾先生那一代臺灣人正在凋零,臺灣人追求幸福和自由的奮鬥歷程仍在前進,每一代人用不同的方式接力,而以戰後一代的學生犧牲最為慘烈,但理想的火種卻綿延不斷地保存了下來。人的利他、善良、修為的秉性,經過鍛鍊淬礪,終將會成就為民族的精神和國家的品格。曾群芳先生在今天與我們告別,但他的故事將會流傳下去,鼓舞著我們每個人為圓滿此生不負眾生而繼續努力。

(改寫自2020年3月7日上午在臺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懷德廳曾群芳先生告別式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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