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交遊錄》投身改革、作品豐碩的王拓

認識王拓，果真是我逆風人生的歷史開端？想破頭，卻一直沒找到精確的答案！

從火燒島遠行歸來的楊逵，在東海大學對面買了荒地，墾拓成東海花園，一方面勤勞墾荒，實踐行動理念，另方面也蓄積復出再起的能量。就讀中興大學中文系時，因緣際會，在東海花園「巧遇」了王拓，我以系學會幹部身分，口頭邀請他到學校演講，他爽快答允，沒有絲毫猶豫，讓我內心狂喜！

1972年後，楊逵正式復出文壇，「春光關不住」、「送報伕」、「模範村」、「鵝媽媽出嫁」等知名舊作，都獲得重刊機會，1975年更集結成「鵝媽媽出嫁」一書出版，在藝文界獲得極大好評。

1976年，國中國文教科書第六冊收錄「壓不扁的玫瑰花」（原名「春光關不住」），這是日治時代以來，被黨國威權統治當局認可的台灣作家第一人，楊逵個人聲望也立即衝高達空前高度。

王拓（1944.1.9-2016.8.9）是1970年代崛起的台灣代表性、掌大旗的中堅主力部隊，「金水嬸」、「望你早歸」等短篇小說集，一出版就獲好評，他的評論更是犀利、精準，常言人所不敢言，因而在1977年「鄉土文學大論戰事件」中，被黨國威權統治當局視為「三合一敵人」和「超大毒草」，如鯁在喉，必欲除之而後快。

王拓一生，橫跨文學、政治兩大場域，我與王拓的互動，主要集中在文學場域，他參與民主改革和社會運動的作為，我雖然以政治記者身分有所觀察或報導，但鮮少直接互動。

在東海花園「巧遇」，並非我與王拓的第一次見面，在台北的一些場合，我們早已相見，擁有中文研究所碩士、曾在中文系任教的王拓，一開始就對唸中文系的小老弟有強烈親切感，他也曾引領我到台北火車站、重慶南路附近的明星咖啡館，讓我在那裡「仰望」了不少文藝界大咖，如黃春明、陳映真、白先勇、王禎和、尉天驄等。

王拓見面時的熱情、熟稔，卻是衍生了美麗的誤會，楊逵從此對我「另眼相看」，同時，更「交待」幫忙招呼一些從台北來的「貴客」。「貴客」族繁，無法一一敘述，但其中讓我印象深刻、備感懷念的是「大俠」唐文標，因為他這位數學教授，每次到東海花園往往偷偷塞新台幣到楊逵口袋，五千、八千、一萬不等，都是特別準備的嶄新千元大鈔，楊逵不收，唐文標卻強硬推送，不容拒絕。
唐文標（1936.2.2-1985.6.10）是出生於香港的數學家、詩人、文學評論家，1967年獲伊利諾大學數學博士學位，1972年來台，在台大、政大擔任數學系教授。他曾在龍族詩刊、文學季刊、中外文學等批判余光中、周夢蝶等逃避現實的所謂「詩人」，也有對張愛玲意識形態的言論大張旗鼓撻伐，因而成為某些人的眼中釘。1979年6月我從中興大學中文系畢業，由於入伍服兵役，有一段時間跟文壇大咖失聯，1980年8月退伍後，記得唐文標還透過中國時報副刊主編高信疆找到我，要求我協助他前去探望楊逵。

那時楊逵搬到桃園大溪，他兒子楊資崩經營的花園，而唐文標本人因健康檢查發現鼻咽癌的初期徵兆，日子過得不好，口袋相當羞澀，但他還向高信疆預支一萬元稿費，我開車載他到大溪，見到楊逵，兩人立即來個親密擁抱，乘著這個機會，他又把十張千元券塞進楊逵口袋。

王拓到中興中文系演講的事，其實遭遇了不少艱難險阻，因為那時已是「鄉土文學論戰」引爆後的敏感時刻，王拓一再勸誡我要以平常心對待，不必有太強烈的抗爭作為，但年輕氣盛的我，當然不肯輕易妥協、退縮。

面對校方和教官系統的「關切」，中文系內一些老教授和助教，也是冷言嘲諷，要求我知所進退，不要找自己的麻煩。當時擔任系主任的楊宗珍教授，卻是獨排眾議表達力挺，她讓我放手安排一切程序，所需經費和相關阻撓，她盡心盡力排除。

楊宗珍（1919.5.25-2000.10.6），出生於中國湖北武漢，1949年遷居台灣，先任教於省立台中師範學校，並開始創作生涯，筆名孟瑤，她的長篇小說多次獲獎，在文壇頗負盛名，1962年赴新加坡南洋大學講學，1966年返台出任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1975年至1979年擔任系主任，銳意改革展現新氣象。但她寫小說、唱崑曲，與那些古板的老學究明顯不同，嫉恨她的人早就視她為「異端」。

孟瑤約我到系辦公室，劈頭問：「為什麼要找王拓來演講？不知他是麻煩人物嗎？」我委婉表示，王拓也是讀中文系，又有碩士學位，寫小說、評論，頗有文名，中文系學生到了大四，都得了「畢業即失業」的恐慌症，王拓的現身說法，可以讓同學獲得對症下藥的啟示，主任寫了「中國文學史」，對王拓主張的「回歸現實，擁抱鄉土」，應該不會有牴觸云云。

對於「王拓事件」，不到一天時間，孟瑤爽快決定不正面衝撞黨國威權幽靈，卻又兼顧學生權益的「息事寧人」處理模式，她提供「新文藝」課當講台，並開放有興趣的本系和外系一起來聽課。

吊詭的是，事情圓滿解決，但不少老學究還是將「異端」、「叛徒」等帽子扣在我頭上，對此我也只能徒呼負負，無語問蒼天了！

當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代表威權統治當局出面點火的彭歌、余光中等人，公開點名的包括王拓、陳映真、尉天驄等多人，但為何威權幽靈，最後卻鎖定王拓為「終極標靶」，又一步步將他逼迫走上民主改革和政治參與的艱難道路？我個人的揣測是王拓的筆太犀利，且直指獨裁者的強心臟。「回歸現實」，拆穿國民黨的統治神話和謊言，「擁抱鄉土」會打破「反攻大陸」的迷失與荒謬，這正是王拓同時代人的「原罪」，也是時代的悲劇。

在這種社會和政治氛圍下，我會遭遇「池魚之殃」，或恐也是意料中事。話說，在那段敏感期間，我大學畢業入伍服預官役，下了部隊，就忙不迭寫信向一些至親好友告知下落，也很快接到王拓的回信，但我從來沒看過那封信的內容，只知道部隊師部政戰長官已將我列入「分歧分子」朋友的黑名單，禍不單行的是鍾肇政的信「無巧不成書」接著來，我更是「罪加一等」！

1978年開始，文學的王拓，已逐漸蛻變為政治的王拓，他出版的「民眾的眼睛」、「黨外的聲音」，接連遭警備總部查禁，王拓因而登記參選基隆市國大代表，也加入黨外陣營，投入全台串連的民主改革運動。

1979年，王拓創辦「春風雜誌」，關懷環保、工運議題，並參與了「美麗島雜誌社」相關運作。王拓當時給我的信，並未涉及國家機密，應該只是邀約參與座談會和時事評論活動而已。但王拓也因緣際會被牽扯「美麗島事件」，被判刑6年，1980年入獄服刑。

部隊的生活磕磕絆絆，但關關難過關關過，我始終堅信「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午夜夢迴，我曾揣測冥想：如果美麗島事件引爆時，我人會在那裡？會跑到高雄湊熱鬧嗎？還是裝傻當忍者龜？好家在，我當時正在封閉的野戰部隊服役，過著一身疲累，在木板床上倒頭就睡，甚麼都不必想，腦袋空空如也，日子反而過得更快，更好過！

轉眼距離退伍約只半年左右，部隊接到命令必須移防金門，先頭部隊逐次啟程，我服役的營先搬遷到高雄橋頭甲圍國小後的旅級營區，長官並調派數饅頭等待的我這個預官排長，擔任營區大門警衛排長，營區離左營文壇大咖葉石濤的住家不遠，放假時我沒事就前往拜訪葉老，葉老曾在甲圍國小教書，他又很哈「舊樂園」香煙，正好每個月我都獲得部隊配給一條煙，當然就主動「進貢」，爭取葉老好感。

某日，我依慣例送「舊樂園」到左營勝利路，進門不到幾分鐘，來了一位胖乎乎的「貴客」（當時縣長余陳月瑛的老公），跟著又來了一、兩位文青，我不怎麼在意，我當時穿著軍服，有人拿出相機幫拍照，我也抬頭挺胸讓那人拍個夠！孰料，一干人等走後，葉老卻以嘲諷的語氣說：「你可能要闖大禍了！」「為何？」我臉上立即浮上三線。

葉老：「比較晚來的年輕人，是爪耙仔，他不時都會跑來我這裡打探情報，再向有關單位呈報！」

果然，當天傍晚回到營區大門，傳令兵就緊張向我告知：「師部派了吉普車來接你，不知何事？旅部政戰官也在等你！」旅政戰官是要陪我到位於九曲堂的師部政戰長官進行「專案報告」，因為他們必須完成一份更完整的報告，提供上級參酌。

該事件稍後不了了之，關鍵是有濃厚原住民口音的旅中校政戰官居間轉圜，並幫我說了許多好話，我因而得以「逢凶化吉」，無災無難順利退伍。

政戰官事後透露，美麗島事件當天他也在現場，他以政戰特遣隊員身分，奉派到場執行任務，他發現當時喊打喊殺的人士，確實具有「特殊身分」，只是他職責在身，無法多說什麼。對於我在軍中接到王拓、鍾肇政等人書信，且被上級政戰長官列案觀察，但他到任旅部政戰官後，早已將其簽結歸檔。對於我穿軍服前往拜會文壇前輩葉石濤，他個人也認為毋需大驚小怪！

從金門退伍返回台北，直到1984年前後，王拓假釋出獄後，我才有機會跟他再度碰面。多年未見，王拓還是一樣的熱情、親切，不矯情做作，並樂觀看待未來的一切發展。王拓還在獄中服刑的幾年中，我也投入了媒體工作，為五斗米折腰，先後在關懷雜誌、台灣文藝、八十年代雜誌社等擔任編輯，也轉往台灣時報、自立晚報、自由時報當黨政記者，對黨外運動和民進黨有更深入觀察和互動。

但第一次見面，我就踩了地雷，從此有一段時間與王拓「漸行漸遠」，相忘於江湖！

事情的因果，在於我參與前衛版台灣作家全集的編輯工作，秉承召集人鍾肇政的指令，兼任連絡和跑腿，因而多次前往明星咖啡館，當面跟陳映真、黃春明等協調、互動，在那裡我偶然聽到有人向陳映真建議，繼高舉「民族大義」旗幟敲打葉石濤、鍾肇政後，也應針對王拓的論述，有所鞭策和檢驗，他們直覺認為王拓對「祖國」有相當的危險性存在。圍在陳映真周邊的人，率多唯唯諾諾，我只遇見政大教授尉天驄獨排眾議，他苦口婆心勸誡陳不可輕舉妄動，甚或衍生親痛仇快云云。

聽到我說出「陳映真」三個字，王拓的臉色就變了，情緒性反應前所未見的強烈，一貫講話大聲的他，甚至以類似嘶吼了語氣質問：「你是中了別人分化離間計？抑或是你也當了黨國威權統治當局的棋子？朋友相互間有誤會，當面說清楚就好，不要在背後說那些五四三！」

對於王拓帶有江湖氣的談話，我是見怪不怪，但像吃了炸藥般發脾氣，我則是第一次遇到，楞了好幾秒，我低調向他表示，我沒有惡意，也沒在別人面前說這些事。當天會面後，我內心已下定決心要對王拓「敬而遠之」，但當時我手中還有前衛版「王拓集」的編輯工作未完成，因而也未露出不耐煩的負面情緒。

其實，王拓和陳映真相關同輩人士，最先被我列入「敬而遠之」的人士，是陳映真和黃春明，引爆點在陳映真要求將前衛版「台灣作家全集」改名為「在台灣的中國作家全集」的那一刻。1987年王拓應陳映真邀請，擔任「人間雜誌」社長，夏潮聯誼會成立，他是第一任會長，並參與創建工黨，更強化我對他意識形態傾向的揣測。

2008年2月，王拓出任文建會主委，當時我曾以新台灣新聞周刊總編輯身份，前往他的辦公室拜會，原本預定半個小時的會面，雖然延長為一個小時，但總覺得彼此內心扞格，始終濃得化不開，最後，王拓強調，他決定回到文學的國度，他已開始嘗試進行寫作，預計是三部曲，超過百萬字；「不要看我一時，要看我一生！」他愈說，語調愈激昂，但我卻心情平靜，沒有掀起大波瀾。

2021年9月10日，在台東都蘭ＰＡＳＡ民宿（江冠明經營），巧遇文壇前輩吳晟，聽到我與王拓的這一段互動，吳晟不勝唏噓，感慨特別多。

王拓和吳晟都出生於1944年，王拓是年初，吳晟晚了七、八個月，因而被稱「老弟」，兩人相識相知超過40年，1970年代中期，兩人和夏潮雜誌成員理念相合而有很深的淵源、互動，王拓更是夏潮親密的夥伴。

吳晟透露，他和拓哥私交甚篤，是莫逆之交，在意識形態轉折過程也極類似，都是從「統左」轉向「獨派」，他自己是1980年到愛荷華當訪問作家後有所蛻變，王拓可能晚幾年才有所轉折。

「政治的王拓」人生有兩次重大轉折，1978年加入「黨外政黨」，稍後因美麗島事件而遭遇牢獄之災，1989年他加入民進黨，昔日夏潮夥伴及一起籌組工黨的朋友，對他頗不諒解，包括他兒子醒之，對父親進入國家體制內的「國會殿堂」，也曾直接對撞。

「最羨慕從事文學又可以把政治搞好的人，像馬奎斯，是作家，也是革命家。」這是王拓曾說過的話，吳晟強調，在我們時代裡，既能投入政治改革，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又能創作豐沛、成果豐碩的作家，捨王拓，還有誰呢？

2020年前後，我曾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巧遇」當時前來擔任客座教授的古遠清，他是中國北京政權御用的「台灣文學專家」，一貫高舉「意識形態」大旗，對台灣作家殺伐果斷、殘暴血腥不遺餘力，當面第一時間我以孟瑤為例，向他提出挑戰性的質問：「孟瑤創作了七十多部小說，總字數高達千萬字，中國文學史會給予她怎樣的評價和定位？」

「她的創作即使有寫到中國，也是虛構和幻想的，不是真實的中國，寫中國文學史的人，不會對她的作品有特別的注意，反而是寫地方文學史的人，要對她的作品，給予必要的量測和定位，畢竟這是台灣特殊時空下的產物！」古遠清的語氣中帶著強烈的輕蔑，「那陳映真的作品，在中國文學史裡有地位嗎？他一直自認是在台灣的中國作家！」我接著追問。

「陳映真寫的、想的都是虛構、幻想的中國，不是真正的中國，怎可能入專家法眼？」古遠清隨口答覆。

相對於陳映真，將一切押寶在海峽彼岸，並客死北京，王拓在政治領域接受大風大浪洗禮二十年後，2009年毅然辭去所有政治職位，遠離江湖，回歸他最愛的書房，閉門讀書，天天讀書，有時一天讀十二個小時都沒覺得疲累，蓄積正面能量，世事浮渣逐漸沉澱，三年多後他終於找到文學初心，開始進行寫作大計劃，將一生親身經歷和生命碰撞火花，轉蛻為長篇小說三部曲，迄2016年7月底他病倒，雖僅完成「吶喊」、「呼喚」兩部曲，「糾纏」第三部曲尚來不及動筆。

吳晟說，第三部曲情節架構已完備，應該是從1989年加入民進黨，擔任黨職、公職，歷經台灣首度政黨輪替，「縱橫政壇」二十年，糾糾纏纏、恩恩怨怨，權力傾軋的豐富故事，以王拓寫實、率真、敏銳、直言不諱的寫作風格，這部小說如果完成，定然精彩可期，必將引起更大震撼。可嘆壯志未酬即離去，誠然是台灣文學界無可彌補的大缺憾。

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浪潮和鄉土文學論戰相關標竿文學菁英，台灣文壇的前輩大咖，最先肯定的是陳映真、黃春明的亮麗創作才華，他們對王拓的印象，率多聚焦在他義無反顧衝上第一線，奮戰不懈、堅持不退怯的高昂身影，但如果他們有幸閱讀王拓回歸文學人的「三部曲」，他們或恐會毫不猶豫豎起大姆指按讚，並驚呼這是典型「大鷄晚啼」的案例！

王拓沒有撰寫虛構或幻想的中國，他只謙卑、誠懇地敘寫「真實的台灣」，風起雲湧、驚濤駭浪的那精彩切片，躍然重現在他的嘔心力作中，不需要「中國」給他任何「利多」，他已為自己在台灣文學史中爭得安心立命的「一席之地」！

(本文同時刊登於老人文學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