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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四與我5》護花三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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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黃文雄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的獎學金前往美國,同一年,鄭自才也從卡內基美隆大學取得碩士學位,隨即和黃晴美結婚,並因工作的關係,從匹茲堡搬到巴爾的摩。

隔年,他們的女兒鄭日青出生,鄭自才在紐約知名建築師Marcel Brueuer事務所找到工作,他們先搬到紐澤西的Mutuchen,不久又搬到紐約市皇后區的 Jackson Heights。

(巧合的是,十年後美麗島大逮捕不久,由許信良倡議發起的「台灣建國聯合陣線」辦公室,也在Jackson Heights,聯合陣線曾發表一個成立宣言,揚言要用一切手段讓國民黨這個罪惡政權從地球上消失。後來因為種種因素,聯合陣線原班人馬擴充後,改到洛杉磯辦理《美麗島週報社》。)

黃文雄則在1966年取得碩士學位後,轉往康乃爾大學攻讀社會研究所博士班。
直到1970年刺蔣事件發生時,兩人的住所仍如前述。

雖然刺蔣事發當天,許多同鄉紛紛動起來,開始準備救援及募款等事宜,當晚基於安全的考量,黃晴美和兩個子女夜宿在呂天民家中,並未回到 Jackson Heights 的公寓,但在紐約的三位同鄉楊啟明、戴振南及邱南勳並不知情,他們自發的帶著木劍(木棍),到黃晴美居住的公寓周圍徹夜巡邏,幾天後看看沒什麼可疑人物,這護花三劍客才撤崗。

刺蔣事件發生時,鄭自才和黃晴美租屋在紐約皇后區 Jackson Heights 的這棟公寓,事發頭幾個晚上,為了黃晴美的安全考量,紐約同鄉自動組團徹夜巡邏,以保護黃晴美和孩子們的安全。(陳婉眞攝)

楊啟明是「跳船」滯美的非法移民,那個時代常有一些對國民黨政權不滿的人士,特別設法去當遠洋漁船船員,船抵美國上岸後即開溜並滯留在美國。有別於搭飛機赴美後非法居留的「跳機」者,逾期不歸的船員就被稱為「跳船」者。
很多早期的熱心同鄉都對楊啟明印象深刻,說他身材魁武,為人熱心,在以留學生居多的台灣同鄉會中,他古道熱腸,很受同鄉歡迎,台獨聯盟也很想吸收他入盟。

訪問時有幾位同鄉都告訴我說,蔣經國被行刺,舉槍的不是他,反倒是看起來清秀斯文的黃文雄,的確大出一些紐約同鄉的意料之外,楊啟明心中一定也無限懊惱,因而自願充當護花劍客。可惜他很早就過世了。

邱南勳是屏東的醫師家庭長子,對台獨運動非常熱心,出錢出力,刺蔣事件發生後他不但捐款,還自動擔任夜巡工作,可惜因為家人擔心他的安危,極力反對,只得慢慢淡出,只是十年後謝聰敏赴美不久,竟和他妹妹邱幸香相識並結為夫妻,兄妹都不顧家庭反對,堅持做對的事。

至於戴振南,他於1932年出生,2019年訪問時,他已高齡87歲。

他從二二八事件談起,1947年二二八事時,他剛好到汐止拜訪小學的日本人老師,回程走到火車站附近,看到馬路兩邊停著好幾部卡車,兵仔排在路的兩旁,附近居民全被趕到路邊草地上,有的人身穿短褲,還有歌仔戲演員臉上厚厚的脂粉都來不及擦掉,每個人面露驚恐,有人邊發抖邊喃喃的唸「阿彌陀佛」。

15歲的他也被趕到人群中,坐在草地上的時間長達一、兩個小時。軍隊不時向遠方橋下掃射,只要是會動的都遭到子彈射擊,連農民賴以維生的耕牛也被射死。
草地上的鄉民不斷以各自的方法祈求上帝或神明保佑,地方士紳不斷協調,終於達成協議,鄉民必須刣猪公宴請士兵,才免於遭到殺戮,戴振南也才得以安全返家。

「我對中國兵的印象非常惡劣,我是新竹人,新竹高女旁邊有一條水溝,兵仔竟然無視女學生在上課,一個個跳進水溝裡洗澡。

日本時代哪有人家裡在鎖門的?中國人來了以後,搶銀樓是常有的事,中國兵處理的方法就是立刻把嫌犯抓到銀樓門口,或是公園口,當眾槍斃示眾。

我考上留學獎學金時,美國大使館的面談很快通過,教育部那一關還要送紅包才放行,我當助教一個月薪水八百元,紅包就被他收了三百元。讓我想起日本人老師說的話:『中國是一等大國,卻有三等國民,這樣的國家不可能強盛。』」戴振南說。

為了逃避令人厭惡的國民政府統治,他把妻女留在家裡,於1963年,單槍匹馬一個人赴美留學,先到密西西比州攻讀碩士。

那個年代的南方各州種族問題很嚴重,黑人(為避免歧視,目前改稱為非洲裔美國人)在電影院或公車上只能坐後面,有很多場合甚至拒絕黑人進入的,他入學的第二年,學校收了兩名黑人學生,入學時要有警察保護才能順利進入校園。
雖然歧視黑人,對於來自亞洲的黃種人倒是不會,「這就是他們所謂的『Southern hospitality』(南方的熱情好客,最初有種族歧視的含意,也有挖苦南方蓄奴之意)。」戴振南說。

密西西比州當時也實施禁酒令,「表面上說禁酒,其實是很『假仙』啦,學校旁邊就有酒店,學生會去買酒回學校喝,被警察查到就把酒倒掉,酒瓶乾乾的,所以叫『dry state(禁酒州)』。」

1966年,戴振南博士課程修到一半就到紐約的瑞士藥廠上班。

那時台灣人同鄉社團在紐約租了一間兩房一廳的公寓,提供外地前來紐約的台灣人暫時棲身之所,每晚住宿費美金2元,暑假來打工的、換工作或前來旅遊、開會的⋯⋯,都可去住,人數最多時連客廳都架上行軍床,睡了十多人。

他們把那裡名之為Formosan Club(福爾摩沙俱樂部),他到紐約第一晚就住那裡,想不到不久後他就積極投入同鄉活動,成為美東台灣同鄉會會長,Formosan Club 也歸他所轄。

俱樂部所收費用是同鄉會收入來源之一,也是海外台獨勢力集結方式之一。

到了1970年,以留學生為主的台灣獨立團體才正式結合成「世界台灣獨立聯盟」。聯盟設了一個「7up」制度——盟員每月應繳交薪資的7%以上給組織,戴振南也自然而然成為盟員。

他也曾和王秋森及鄭自才三人自組搬家公司,三位碩博士們自己擔任卡車司機及搬運工,賺取勞力所得,提供作為建國基金。

他積極參與各種遊行、示威;組織工作;募款;同鄉聯誼等活動,導致他的妻女及家人被禁止出境,他也無法返鄉,駐外代表處人員告訴他說,除非他寫悔過書,或許可以考慮通融,他拒絕了,換來的是他太太申請出境時,護照被蓋上大大的「免議」兩字。

他在台灣的哥哥曾經為此去詢問何以不讓家人出國,對方沒好氣的回說:「因為戴振南叛國。」

直到20年後,幾經努力,全家才得以團聚,離台時還在襁褓中的女兒,再見面時已是二十歲成人。

戴振南謙稱自己是台獨的步兵,為聯盟從事各項草根基層工作,也曾去「策反」台灣同鄉聯誼會等國民黨外圍組織;學開槍更是必要的,因為那個時代武裝革命思想當道。

424刺蔣事件發生時,海外台灣人士氣大振,雖然募款辛苦,大家無怨無悔;即使後來黃文雄及鄭自才棄保逃亡,以及後續的一些紛爭,戴振南還是覺得他們很勇敢,當鄭自才從瑞典被引渡回美服刑時,有十多人前去接機,他是其中之一。
「鄭自才從獄中寫信向我道謝,提到須要一些費用,我趕快寄給他,可惜獄方規定最多只能寄20元。」

「他剛被捕時,我和楊啟明及邱南勳想到晴美一個人帶兩個小孩,怕他們有危險,我們每天晚上帶著木劍(木棍)去他家巡邏,兩、三天後看看無事才不再去。」

對照於同鄉們的犧牲睡眠保護黃晴美,愛開黃腔的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424當天一早載鄭自才到示威現場後,即以找不到停車位為由,未參加遊行;黃鄭兩人被捕後,同鄉迅速集合討論如何展開救援工作時,蔡同榮竟然當眾說,黃晴美晚上沒有男人作陪,會不會睡不著覺啊。令眾同鄉當場儍眼,蔡同榮這句話也成流傳半世紀的經典「金句」。

戴振南個子不高,人緣卻很好,雖然因為積極投入同鄉會活動導致妻女長期無法出國團聚,很多大方的白人女孩紛紛向他表示好感,可見他的高人氣。

為了加強同鄉對台灣人作家作品的認識,他和同事吳福明兩人趁下班時間,利用公司的影印設備,裝訂了好幾十本《台灣作家選集》分送各同鄉會,戴振南把一本保留超過半世紀的選集送給我,我翻開他們辛苦裝訂的書,依舊能感受到他們辛苦付出的背後,是對故鄉無限的期許與關愛,而那些文章,至今還是很好的鄉土教材。

早期第一本台灣同鄉會通訊錄,也是由呂天民的太太寫中文名字,再由戴振南拿到公司,利用公司的打字機逐一打字後再影印編輯成冊,成為同鄉間聯絡的重要通訊錄。

現存最早的北美洲台灣人通訊錄(Directory of Formosans in North America 1969),裡面密密麻麻印滿北美洲各地台灣同鄉的通訊地址及電話號碼、中英文姓名等,其中的中文名字都是呂天民的夫人施雪惠每天趴在地板上的小茶几,一筆一劃寫成後,再由戴振南等人以公司的打字機逐筆敲打地址電話號碼等,再利用公司的影印機印出後,自行裝訂而成,每戶贈送一本,是早期離鄉背井又淪為黑名單人士最重要的同鄉聯絡簿。(陳婉眞提供)

1968年,日本發生留學生柳文卿被強制遣返事件,美國台灣人到日本大使館示威抗議,戴振南也參加了,當時的日本首相是佐藤榮作。

來自高雄旗山的柳文卿在台灣就讀師範大學體育系,是位體育好手,在日本留學時秘密參加「台灣青年」活動,自從遭調查局人員鎖定後,國民黨政權便有計畫性地要偷偷將柳文卿逮捕回台。

1968 年 3 月 26 日下午 4 點,柳文卿到日本入出國管理局辦理護照延期手續,卻突然遭到日本警方羈押,在被禁止打電話求救的情況下,被告知隔日就要遣返台灣。​

台獨聯盟人員後來才知道,原來國民黨政權和日方以外交手段,要求以在台灣抓到的 30 名日籍煙毒犯,和日本交換 1 名海外台獨人士,柳文卿就是這樣被換取30名日本煙毒犯返回日本。

事發後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兵分三路救人:一隊去收容所,一隊去機場,一隊去法院。其中黃昭堂率領盟員前往羽田機場,和日本警察大打出手,有些人甚至從看台直接跳到停機坪和警方搏鬥,個個被摔得鼻青臉腫,為了拖延時間送醫,柳文卿當場咬自己的舌頭企圖自盡,並滿口鮮血高喊:「台灣獨立萬歲!」最終柳文卿還是被日本遣送回台並被軟禁。

1968年國民黨政權和日本政府的換俘交易:以十名煙毒犯,交換一名台獨聯盟盟員柳文卿回台受審,柳文卿咬舌抗拒,台灣人強力抗爭,引發國際輿論譁然。(照片取自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網站)

​1968年4月7日,在美國的台獨組織向日本駐華府大使館發動抗議遊行,而這一連串的海外聲援,讓國民黨的濫捕惡行,被國際媒體廣爲報導。日本從此未曾再遣返台獨人士。

戴振南說,那場示威,華府警察局派出摩托車隊沿路護送,讓他既意外又感動,明明是示威的隊伍,造成警方額外的人力負擔,警方竟派那麼多警力隨隊保護,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啊。

回首前塵,從半世紀前走過二二八的陰霾後,無數和黃文雄、鄭自才及戴振南等人一樣的台灣優秀留學生,為了讓故鄉更好,各自以各種辛苦而看起來或許有些笨拙的方式,一步一腳印的推動故鄉政治的變革,加上島內許多人的努力,才有今日民主台灣的成就。

黃文雄在康乃爾大學時,前總統李登輝也在同校。李登輝常邀請台灣同學到他家吃飯聊時事。左一黃文雄,左五李登輝。(旅美同鄉提供)

我常想,民進黨執政這十多年間,如果肯在文化教育改造上面多花些功夫,把以前國民黨的洗腦教育內容改掉,讓年輕人知道台灣近代由威權走向民主的道路,是如此活生生的、是無數人流血流淚流汗換取來的,選舉時應該就可以不必選得那麼辛苦了吧?如此劣跡斑斑的百年政黨,還能存在於現代台灣社會,簡直是民主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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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真
陳婉真
彰化人,余紀忠時代的《中國時報》記者,1978年投入黨外運動,創辦《潮流》地下報,1979年訪美期間因抗議同志被捕及美麗島高雄事件,淪為黑名單,1989年受鄭南榕自焚的感召成功突破黑名單返台。曾任立委、國代,現專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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