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大麵羹的滋味 ——閱讀《台灣人在眷村：我的爸爸是老芋仔》

 文/侯如綺 (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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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有一種獨特的麵食叫做大麵羹，乃是昔日農村經濟狀況不佳，農家為了吃頓粗飽好勞動所發明的獨到食物。大麵羹的麵條粗粗胖胖，是因為將黃麵條加了鹼粉，煮麵時再加入菜脯韭菜，增加飽食感。濃稠的麵條羹其貌不揚，但口味相當特殊，吃的時候覺得味道鹹鹹甜甜，稱不上特别好吃，奇怪的是，吃了之後日後便會懷念起它的滋味。

曾明財的台中眷村童年大概也是如此，窮苦但甘甜。遍布全台的眷村，已經被作家或是其他素人寫作者寫作了很多次，一樣作為眷村人的曾明財的眷村經驗，和其他眷村人也或許沒有非常大的差異，不過其中卻有一絕大差別：他並非是大家一般所認知的眷村「外省人」，而是一位眷村「本省人」。

為什麼本省人家庭會住在眷村?曾明財在書中將他的庶民敘述與大時代的歷史結合在一起，自父親曾金海在日軍修理廠工作，一路追溯到戰後國民黨接收，到一九七七年飛機製造廠更名為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二指部) 。曾家一九四九年入住空軍光大新村，一九八九年眷舍漸進拆除，他們一家也在八〇年代搬離眷村。本省人住在空軍眷村中，曾家不是特例，有近四百位在機場任職，來自各縣市的本省人，分配在「模範新村」、「邱厝新村」和「光大新村」三眷區。

本省人家庭居住在眷村，打破了我們對於眷村人的刻板認知。他的父親也因為長期眷村生活的浸染，外表與言行氣質更近於外省人，而被曾明財戲稱為是「台灣人老芋仔」。但實際上，其實就是道地「本省人」，或是眷村中所稱「台灣人」。

台灣社會中稱「老芋仔」乃是台語發音，是對一九四九年來台外省人的獨特稱呼，和稱台灣人為「番薯」的意思相對。「老芋仔」是非正式、俚俗的用法，甚至帶點些微輕蔑的意思。但是很顯然，曾明財這裡的用法褪去了貶義，甚至對這樣「混搭」說法有些自豪，流露出對於昔日生活經驗的珍惜。

台灣自去年的總統大選已經歷第三次政黨輪替，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蔡英文，台灣曾經經歷在選舉中做族群動員爭取選票風風火火的時刻，過程中無疑也擴大了本省與外省族群間的問題。然到二〇〇八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總統在第十二屆就職的演講辭中已經這麼說：「英九雖然不是在台灣出生，但台灣是我成長的故鄉，是我親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灣社會對我這個戰後新移民的包容之義、栽培之恩與擁抱之情。」儘管在選舉中族群問題屢屢被動員，然而，台灣内部仍以相互包容的情懷接納彼此，可以覺察出台灣社會在族群議題上的集體氛圍。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本省籍的柯文哲當選台北市市長，擔任柯文哲競選總幹事的前立法委員姚立明居功厥偉。外省籍的姚立明在《台灣人在眷村》的推薦序中，引用自己在選舉時所說：「我們也許會有不同的過去，但是我們一定會有相同的未來」，詮釋曾明財《台灣人在眷村》的撰寫，認為「明財兄讓大家看到彼此不同的過去，目的應該也是希望我們會有相同的末來」。

曾明財在自序中自言《台灣人在眷村》一書原來自部落格文章成形，是十年前作者開始回憶眷村生活點滴所寫，透過文字讓兒時居住，現已拆除的眷村「光大新村」重現:其成書以及出版的時空，正也是台灣在族群議題上追求寬容與接納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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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基調上是懷舊的，今日多所爭議的眷村居住正義以及公教人員福利等相關問題，諸如眷村產權、戰士授田證、終身俸、生活補給等等，作者沒有深入加以評論，也沒有全然迴避，大部分還是客觀的呈現生活樣態。

《台灣人在眷村》在結構上分為四章，第一章「眷村的一家人」主要是寫父親，尤其是父親與水湳機場的歷史。第二章「眷村眾生相」記鄰居，眷區中的台灣人家庭不多，因和本省鄰居的往來比較頻繁，仍記下不少台灣人鄰居事蹟。第三章「眷村的玩伴們」和第四章「眷村的小日子」則寫眷村少年玩耍、求學和眷村的生活與互動。

眷村中因為語言差異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族群衝突，作者雖未抹去，也不強調，對雙方之間的文化差異，作者亦無意去擴大。例如〈老媽的眷村恩怨〉中寫到老媽十九歲嫁給老爸，進入眷村，不會講國語，被鄰居欺負，「只記得老爸曾為此和對面或隔壁吵架，還激動的要拿菜刀出去」(頁36)，但是也因為年紀還小，記錄只僅於此。

或者在〈六個好鄰居〉裡面寫出王家老大自認有外省人優越感，以不屑的語氣指著我家是「台灣人!」(頁70)這些眷村之中相處的齟齬只在書中偶然出現，實際上這些都比不上更多溫暖的鄰居長輩,或是稱兄道弟的玩伴們。

相對的，書中敘述曾父經歷日本殖民的時代，甚至因為嚮往當飛行員而報考神風特攻隊未果，一九四四年父親轉而在日軍航空修理廠受訓工作，習得鉗工和敲榔頭技術，戰後在軍中任職，而其他的本省人眷村家庭也同有「日本經驗」。反觀作者對眷村裡外省第一代的歷史經驗，如對日抗戰與流亡經驗則幾乎未曾提及，更不用說外省族群中常見的仇日情緒。

和曾父的日本經驗兩相對照，這些沒有說出來的，隱然的提示了眷村内仍存在著完全不一樣的歷史背景與認識，更增加了眷村內的異質性。不過如此具有差異文化經驗沒有被作者特別強調，作者敘述的重點更著力於他從自身出發所經驗到的眷村人事物，我們可見本書乃是立基於追求和諧與友愛的台灣內部氛圍中。
八〇年代蘇偉貞寫《有緣千里》，最末小說人物成長後離開眷村，長大了的他們聚會在一起時仍舊瘋言瘋語的說以後孩子要生在一塊兒再續前緣，捨不得搬遷之後各奔天涯,緣滅情散。又或是九〇年代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說當她搬離了眷村，如「河入大海似的頓時失卻了與原水族間各種形式的辨識與聯擊」，以至於她唱起反戰歌曲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時,無限懷念的感嘆疑惑「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裡去了?」對於那些消失的花兒心心念念。

曾明財的《台灣人在眷村》同樣表現了對眷村人事物的憶念，眷村相關的食衣住行、居住環境、兒時玩伴、鄰居長輩等等，都是他心中隨著時空漸逝的「那些花兒」。他鉅細靡遺地寫下許多眷村生的片段:一起在文康室看影集、在二村廣場看電影、拿著「眷屬補給證」掛號排隊的空軍醫院診所、隨著紅葉少棒熱，拿報紙作的手套接小軟球、早期在眷村洗澡的大工程、勞軍票電影趕場、偷電被抓、擾人的麻將聲、危險的少年玩物「地雷」、拿著補給證等待軍方大卡車運來的米糧、每到上班時間兩百多位穿著軍服的「老芋仔」們等候軍用卡車上班的光景等等，讓讀者驚訝於作者的記憶之好之密。

他寫出的不只是空間的懷舊，也是時代的記錄。我們看到在忠黨愛國的年代裡，國中畢業去從軍報國的眷村同學是需要歡送的，他們上台接受鼓掌與表揚儀式，甚至會和學生代表到校門口合影留念；又或者是眷村在選舉時的熱烈景況是吳伯伯會「拿一張藤椅和打狗棒，負責在大門口守夜，防止外面候選人進來拉票」(頁278)；還是在一九七七年選舉時，因為有黨外人士參選，國民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於是軍方要求眷村「要一個監視一個不得跑票。每人蓋完投票章出來，還要高高舉起選票，假裝用嘴吹幾口氣讓印泥早點乾，以便後者確定他投給黨指定候選人」(頁279)，這些戒嚴時期黨國機器進入眷區影響民主選舉的景況以及單一化的價值信念，都在作者直白的筆下被剪影下來，讓人感嘆眷村飽受意識形態操作的情況與眷區居民和黨國政治難分難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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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同寫眷村，《台灣人在眷村》還是相異於前期以眷村為重要題材的眷村小說。這不只是散文和小說的文類差異而已，還在於作者因族群位置差異而造成的思考面向不同。

或正如曾明財提到的:「我家與外省人鄰居不同的是，大年初二或重要民間節慶，爸媽會帶著孩子搭火車回新竹」(頁16)對照朱天心九〇年代的眷村小說代表作〈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所說的外/本省人差異，早期眷村的外省人居民離亂來台沒有親戚族人，清明節時亦「無墳可上」，使得他們不同於本省人，對台灣沒有故鄉般的長居久安之感。

曾明財同時也觀察:「外省人鄰居除了篤信天主教，多數人家很少持香，更不曾參加廟會或到土地公廟拜拜」(頁272)這原因我們大概也可以粗淺的理解，因為地方神祉往往反映了當地人的願望，具有地方特質，故有很強的本土性，短期內無法進入移居者生活，或是在祭祀活動中接納移居者。

而這些都指標性的表現出，即使曾明財與其他外省子弟一樣同住眷村，但曾明財和他的外省人鄰居們對眷村外世界的接受度還是有所差異。曾明財藉由他們的父親母親能與台灣本土社會產生聯繫性關係，但在內向且封閉單純的眷村長大的外省眷村子弟顯然就較困難。

所以，和其他大部分眷村人所寫的文學作品相較起來，《台灣人在眷村》雖一路寫到眷村拆除之後，但沒有出了眷村而感世界驟變的強烈失落感，同時在書中也沒有特別以整體情感的團結濃密作為精神象徵或價值號召。除了時至新世紀，眷村已然拆除，時間越走越遠，在《台灣人在眷村》中那種道別的感傷漸淡，更關鍵的是在於他們的族群身分差異，使得他們的情感面向有所差異。

九〇年代張啟疆《消失的口口》中〈消失的球〉寫紅葉少棒旋風下眷村孩子的瘋棒球，昔日眷村棒球男孩神采飛揚，長大後背負著父輩孤臣孽子的生活重壓，出了社會處處顯得格格不入而自我放逐，最後在面對昔日球場對決的本省人子弟成為上司後，走向憤恨悲感與逃避傷懷。

對位曾明財的〈夏同學〉，這篇文章簡直是〈消失的球〉中主角換成本省人的青春少年版，但全然脫去了那些孤絕焦慮感。國中時和曾明財在考場上較勁的夏，也在操場上玩「軟球」遊戲競賽。兩方分組，一方由台灣人同學組成，一方由夏領軍的眷村外省孩子組成。後來輸方惱羞成怒，推倒瘦弱的同學，為了「維護正義」的曾明財因此熱血的和夏大打出手。兩人交惡後自無互動，數十年過去，曾明財再也聯絡不到這位曾與他亦敵亦友的外省同學。

相較之下，〈夏同學〉純然是憶舊散文。夏優秀聰明，個性冷漠，自掃門前雪，根據散文中的敘述，我們當然無法得知夏的性格如何養成，不知道夏的心理究竟是何種景觀，而那也不是作者敘述的主旨；一九九一年同樣是在眷村中成長的張啟疆發表小說〈消失的球〉，張啟疆以文喻志，主題上挑明了眷村凋零後外省第二代的失落感與省籍差異，兩者相較更可得知不同的族群角色同樣在書寫眷村時的所可能帶有的情感差異。

如前所述，曾明財雖然不像許多眷村小說家般著墨眷村人進入台灣本土社會後的精神困境，但眷村人事物必然的構成了眷村人的感覺結構，進入生命重要的記憶倉庫。本書的〈電影院風波〉提到父親因為有急事要進戲院找人，結果和女收票員發生爭執，手臂被指甲刮出長長傷痕，鄰居們知道曾父被欺負，同仇敵愾的一同往戲院討回公道，鬧到多戶眷村大小前來抗議支援，聲勢浩大；或者是因軍方支援一齣歷史古裝劇，眷村太太們，包括作者母親和其他太太們都一起動員成為臨時演員，電影殺青後在二村放映，而回想起來，當初應是扮演一大堆路人和難民。等等這些可愛的集體回憶，都成為了作者的成長養分和情感來源。

也因此，本書末章即使讓我們看到曾明財成長之後因為接觸黨外而啟蒙，甚至被情治人員登門拜訪，表露他對於黨國的統治方式和社會風氣有強烈的懷疑和檢討，不過卻也因為人與人間長久相處了有了情感、恩情，往往很難以尺度量、衡刻或是批評，因此書中的整體敘述還是溫暖多而不忍批判的。

尤其在解嚴之後屢屢被強烈批判的說國語政策。〈我們這一班〉中提到校方積極推行講國語運動，講方言要被罰錢。曾明財因為說方言被蔡老師公開的挨了兩個響亮耳光(頁151)，對他心理產生十多年的影響，可是他仍感謝老師教育的恩情，畢業後還會再和老師見面，行文中對蔡老師並無責備言詞。又像是敘述教學認真的曾老師，將有參加課後補習的同學座位安排在教室中間兩排，在全班有六十餘人的班級裡，這很明顯的是因補習而來的差別待遇，成長後的曾明財重寫這段往事當然不無批評之意，但是在文字上亦無指責這樣的不公平，而只是寫下自己「因為坐在一位不漂亮的眷村女孩旁心裡很嘔。」(頁154)透過這些，我們除了能讀到一位個性開朗、熱情的作者外，也從這些沒說出來的話，讀到了一位性格厚道、惜情重情的作者。

我們看著少年曾明財走過五權路、大雅路、西屯路、原子街、中正路、中華路、成功路、英士路、英才路、篤行路······這些台中市北區的道路，那時縣市還沒合併、台中火車站商業區還沒沒落，眷村也還沒有拆除。眷村裡頭人們各有故事，從第一代到第二代:不知為何少一隻手的萬金寶伯伯、會在家製作各式寶劍的余伯伯、無故上吊的俄羅斯太太、憤怒狂飆的太保小老虎、吸膠的底迪和左撇子老三······此外，還有曾明財自己。

曾明財一家是本省人，同樣也坐上了這一連串眷村生命故事的列車。透過曾明財坦率的文字，我們覺得他既可愛又可親，回憶有滋有味，讓人想念，,既甜又鹹，一如台中獨樹一格的大麵羹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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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晨文化公司2016/12出版本書，2025/4再版上市，本文為書中新增附錄。）